近來,敏銳的地緣政治觀察家發現,長期處於中國影響力前沿的大陸東南亞國家(柬寮緬越泰;CLMVT),正悄然釋出一系列協調性極強的訊號:柬埔寨公開表態要降低對單一國家(當然是指中國)的經濟依賴;泰國與越南相繼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越南軍艦甚至實際穿越台灣海峽,並援引國際法主張航行自由。這些動作組合在一起,揭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趨勢:大陸東南亞國家並非在進行一場價值觀的選邊站隊,而是正在集體「重新計算與中國的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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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行為的質變:當經濟紅利開始轉化為系統性風險

這種距離的調整,並不意味著關係的切割或價值的背離,而是一種務實的避險行為:在維持既有經濟與政治互動的同時,降低過度集中所帶來的脆弱性,並為自身保留更多戰略迴旋空間。換言之,這不是「去中國化」的政治選擇,而是面對不確定性升高時,對風險進行再定價的理性回應。

長期以來,大陸東南亞國家多半位處中國直接或間接的「邊境霸權」地緣影響範圍內。中國的市場、資金、供應鏈與地理鄰近性,為這些國家帶來實質發展紅利,也形塑了一種高度集中依附的互動模式。在全球化順風期,這種模式效率極高,但是風險卻被長期低估。

然而,隨著美中競爭升高、關稅與原產地規範不確定性增加,過度集中依附開始從優勢轉化為壓力來源。柬埔寨近來公開表示不能只依賴單一國家,正反映出這種結構性轉變已進入政策層次。這並不意味柬埔寨否定中國的重要性,而是清楚意識到,單一依附模式已無法支撐長期發展。

台海安全:為何成為區域國家的共同風險

真正讓這場「計算」進入深水區的,是各國對台海議題態度的轉變。泰國與越南近期高度一致的發言,不再將台海視為遙遠的政治爭端,而是將其定義為關乎自身貿易與經濟安全的「區域公共利益」。

對泰國而言,台海若爆發衝突,其高度依賴的電子零組件與能源航路將首當其衝。而越南走得更遠,其軍艦穿越台海並強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本質上是「以制度為盾」來落實國家利益。這種動作不是為了挑釁,而是為了在不選邊站的前提下,明確劃出一條由國際規則保護的邊界。這種不模糊原則的作法,正是重新測量與大國距離的精準實踐。

制度支點:不選邊站,其實需要結構性的退路

這場重新計算距離的行動之所以能成行,關鍵在於區域國家發現了新的對沖空間。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與安全架構,並非單純逼迫選邊,而是為這些國家提供了退出單一依附的替代選項。

正因為有其他市場、安全合作與制度框架可以依靠,這些國家才有條件在強鄰面前保持戰略自主。換言之,「拉開距離」並非中立的勇氣,而是在具備退路後,基於現實主義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當一個大國從成長引擎轉變為風險來源時,周邊國家重新設定「安全間隔」,是地緣政治權力消長的必然反應。

台灣的政策啟示:距離管理,才是新的安全能力

大陸東南亞國家的集體動向,是一面反映權力結構變化的鏡子。當曾經最靠近中國的國家,都開始有意識地分散風險、強調制度與規則,並實質拉開安全距離時,這說明單純依賴經濟互補,已不足以中和政治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系統性和壓力。這場低調而精準的「距離重新計算」,正在為印太秩序寫下新的運作邏輯:避險、對沖與再平衡,正在取代過去非黑即白的陣營政治。

對台灣而言,這一趨勢提供了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政策啟示。台灣長期被視為必須正面承受大國競逐的前線,安全討論也往往聚焦於立場選擇與承諾強度;然而,大陸東南亞國家的經驗顯示,真正提升戰略自主性的關鍵,並不只在於表態是否鮮明,而在於是否具備足夠的「結構性退路」。這包括多元且具韌性的經貿連結、深度嵌入國際制度的能力,以及能以規則而非情緒來界定紅線的政策一致性。

換言之,台灣面對的核心課題,已不只是如何回應中國的壓力,而是如何在印太秩序轉向「距離政治」的過程中,主動建構自身的安全間隔。當周邊國家透過制度依附與風險分散,降低被單一強權牽動的確程度時,台灣若能同步強化經濟布局的多元化、制度參與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對外政策的可預期性,便能在不確定性升高的環境中,為自身爭取更大的戰略空間。


●作者: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職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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