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到美國的台灣媳婦Lily，是我國首位公開曝光的代孕者，大方在臉書公開分享代孕經驗，她接受NOWNEWS越洋專訪，談加州代孕制度，呼籲政府與社會溝通、立法讓制度透明化，才能消弭經濟剝削疑慮。
代孕者背景：Lily，出生台中，畢業於台藝大戲劇系，與美籍丈夫結婚後，現居美國馬里蘭州，育有一對兒女，2023年在加州擔任代理孕母。
口述者：Lily，臉書莉娘的甘苦生活Lily mama’s life版主
我是嫁到美國的台灣人，目前在美國生活7年，先生是美國人，曾在美軍服務，我們因為他的工作定居美國。過去讀台藝大戲劇系，個性外向、樂觀，算是思想開放的人。
我會成為妊娠代孕者，其實是在第2胎於美國生產後開始思考。本來我有第3胎打算，但後來因為先生受傷而暫緩。那段時間，我在社群平台上接觸到代孕相關資訊，開始自己查資料、研究制度，才知道在我所處的州、後來實際進行的加州，代孕是合法且有完整規範的。
我評估過自己的身心狀況，覺得自己具備條件，包含兩次孕產經驗都很順利，身體恢復良好，而且老實說，我並不害怕、甚至是享受懷孕與生產的過程。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是我身邊有朋友長期受不孕所苦，我能理解那種「很想要孩子卻無能為力」的感受。身為已經有孩子的母親，我很清楚孩子對家庭的意義，也因此更確定，如果我的身體允許、心理準備到位，成全另一個家庭，是一件我願意做、也能承擔的事。
整個代孕過程中，最深刻的一幕，就是生產後把孩子交到準父母手上的那一刻。很多人會問我會不會捨不得？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我沒有。因為我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這不是我的孩子，沒有我的DNA，並非要留在我身邊的人。
我反而替孩子回到委託父母懷裡感到開心。我一直覺得，代孕者最重要的是在一開始就建立清楚的心理界線，你是在成全另一個家庭，而不是延伸自己的情感。
在加州，代孕並不是想做就能做。首先，必須取得自己的婦產科或家庭醫師證明，醫師要檢視完整醫療紀錄、進行檢查與抽血，也會直接詢問我為什麼想做代孕。
接著還有生殖中心與對方生殖醫師的審查，包括再次身體檢查、心理評估，以及由專業諮商師確認我的動機、壓力因應方式，伴侶也必須一起參與。此外，還有背景審查，確認是否有犯罪紀錄。我認為，醫療、心理與法律背景3道把關，是保障孕母非常重要的基礎。
法律層面上，代孕合約由雙方各自的律師審查，彼此不共用律師。我的合約厚達5、60頁，內容非常細，律師會逐條確認是否有不對等或不公平的條款。多數條文其實就是把孕婦本來就不該做的事寫清楚，例如不菸不酒、不用藥、不進行高風險活動，對我來說並沒有不合理。
關於胎兒若出現醫療問題的處理方式，其實在媒合前就會先談清楚。媒合前會填寫問卷，確認是否能接受在醫療必要情況下終止妊娠；若價值觀不一致，就不會媒合成功。這樣的設計，能避免孕期中才出現無法承受的衝突。
代孕結束後，我與委託家庭仍保持聯絡，逢年過節或孩子生日會互相關心，也會分享孩子的近況。是否維持聯繫，其實在媒合前就已談好，尊重彼此的選擇與界線。
我能理解台灣社會對代孕的最大疑慮，在於是否會剝削經濟弱勢女性，或在家庭與文化壓力下被迫做出選擇。正因如此，台灣若要走向代孕，制度必須更嚴謹，尤其在心理與經濟條件的篩查上。以美國為例，領取某些社會補助的人通常不能成為代孕者，就是為了排除「因經濟被迫」的可能。
至於費用，我認為即使台灣代孕規劃走向是利他模式，不代表不能有合理補償。以加州商業代孕為例，生一胎孕母的補償金可達5萬至8萬美金（約157萬至252萬新台幣），有代孕經驗可達6萬至10萬美金（約189萬至315萬新台幣），有基本公定價範圍，依照雙方協議出合理的金額。
代孕往往是一年以上的身心投入，所有醫療、法律、心理評估、孕期相關支出都應完整由委託方負擔，否則才是真正把風險轉嫁給女性。我相信，若能透過制度把補償範圍透明化、合理化，反而更能避免剝削的疑慮。
代孕不該永遠是被標籤化與污名化的禁忌議題，如果社會真正關心的是女性與孩子的權益，那就應該把問題攤開，用制度回應擔憂，而不是讓討論停留在情緒對立。30年的爭論，或許正是台灣該回到理性對話、從國際經驗中建立更周全制度的時刻。
▲代孕者Lily越洋接受NOWNEWS專訪，談自己代孕經驗，並提出建議給政府，應如何制定代孕法規保障各方權益。（圖／翻攝自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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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Lily，臉書莉娘的甘苦生活Lily mama’s life版主
我是嫁到美國的台灣人，目前在美國生活7年，先生是美國人，曾在美軍服務，我們因為他的工作定居美國。過去讀台藝大戲劇系，個性外向、樂觀，算是思想開放的人。
我會成為妊娠代孕者，其實是在第2胎於美國生產後開始思考。本來我有第3胎打算，但後來因為先生受傷而暫緩。那段時間，我在社群平台上接觸到代孕相關資訊，開始自己查資料、研究制度，才知道在我所處的州、後來實際進行的加州，代孕是合法且有完整規範的。
我評估過自己的身心狀況，覺得自己具備條件，包含兩次孕產經驗都很順利，身體恢復良好，而且老實說，我並不害怕、甚至是享受懷孕與生產的過程。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是我身邊有朋友長期受不孕所苦，我能理解那種「很想要孩子卻無能為力」的感受。身為已經有孩子的母親，我很清楚孩子對家庭的意義，也因此更確定，如果我的身體允許、心理準備到位，成全另一個家庭，是一件我願意做、也能承擔的事。
整個代孕過程中，最深刻的一幕，就是生產後把孩子交到準父母手上的那一刻。很多人會問我會不會捨不得？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我沒有。因為我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這不是我的孩子，沒有我的DNA，並非要留在我身邊的人。
我反而替孩子回到委託父母懷裡感到開心。我一直覺得，代孕者最重要的是在一開始就建立清楚的心理界線，你是在成全另一個家庭，而不是延伸自己的情感。
在加州，代孕並不是想做就能做。首先，必須取得自己的婦產科或家庭醫師證明，醫師要檢視完整醫療紀錄、進行檢查與抽血，也會直接詢問我為什麼想做代孕。
接著還有生殖中心與對方生殖醫師的審查，包括再次身體檢查、心理評估，以及由專業諮商師確認我的動機、壓力因應方式，伴侶也必須一起參與。此外，還有背景審查，確認是否有犯罪紀錄。我認為，醫療、心理與法律背景3道把關，是保障孕母非常重要的基礎。
法律層面上，代孕合約由雙方各自的律師審查，彼此不共用律師。我的合約厚達5、60頁，內容非常細，律師會逐條確認是否有不對等或不公平的條款。多數條文其實就是把孕婦本來就不該做的事寫清楚，例如不菸不酒、不用藥、不進行高風險活動，對我來說並沒有不合理。
關於胎兒若出現醫療問題的處理方式，其實在媒合前就會先談清楚。媒合前會填寫問卷，確認是否能接受在醫療必要情況下終止妊娠；若價值觀不一致，就不會媒合成功。這樣的設計，能避免孕期中才出現無法承受的衝突。
代孕結束後，我與委託家庭仍保持聯絡，逢年過節或孩子生日會互相關心，也會分享孩子的近況。是否維持聯繫，其實在媒合前就已談好，尊重彼此的選擇與界線。
我能理解台灣社會對代孕的最大疑慮，在於是否會剝削經濟弱勢女性，或在家庭與文化壓力下被迫做出選擇。正因如此，台灣若要走向代孕，制度必須更嚴謹，尤其在心理與經濟條件的篩查上。以美國為例，領取某些社會補助的人通常不能成為代孕者，就是為了排除「因經濟被迫」的可能。
至於費用，我認為即使台灣代孕規劃走向是利他模式，不代表不能有合理補償。以加州商業代孕為例，生一胎孕母的補償金可達5萬至8萬美金（約157萬至252萬新台幣），有代孕經驗可達6萬至10萬美金（約189萬至315萬新台幣），有基本公定價範圍，依照雙方協議出合理的金額。
代孕往往是一年以上的身心投入，所有醫療、法律、心理評估、孕期相關支出都應完整由委託方負擔，否則才是真正把風險轉嫁給女性。我相信，若能透過制度把補償範圍透明化、合理化，反而更能避免剝削的疑慮。
代孕不該永遠是被標籤化與污名化的禁忌議題，如果社會真正關心的是女性與孩子的權益，那就應該把問題攤開，用制度回應擔憂，而不是讓討論停留在情緒對立。30年的爭論，或許正是台灣該回到理性對話、從國際經驗中建立更周全制度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