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世紀血案》的爭議延燒多日，製片方亂搞引犯眾怒，不得不停止後製。演員也開始反擊，委請律師制止上映。但這部劇的根本問題不止在於歪解歷史，誤導輿論，更在於方法論上的過度鬆散，從而使得整部劇的故事結構，完全背離歷史事實與案情邏輯，成了一部幫警總洗地的大爛片。
歷史劇其實很難拍。歷史劇大致有兩類，一類是當代的，另一種是非當代的，後者遠比前者好拍。因為非當代，當事人早已作古，史料也在時間流程中散佚，編劇可以發揮的空間比較大，故事可以寫得比較有戲劇效果。所以對岸有很多清宮劇，日本有大河劇。康熙大帝沒有問過康熙本人，依據的是二月河的小說，基本的史料彙整與人物串線，作家二月河已經幫劇組做完了，基本架構不會完全依照史實，但也不會太偏離史實，加點料好看而已。所以非當代的歷史劇本，多半找部小說或野史來當劇本底料，想拍胡雪巖就去找高陽的小說，拍西鄉隆盛就找司馬遼太郎，斯卡羅依據陳耀昌醫師的小說傀儡花，劇組少掉很多蹲馬步的研究工作。
但當代劇完全不一樣，超級難拍。事件參與的各方人馬都還活著，現實政治或利益的糾葛，使得各方偏好的史觀相當不一致，敘事的方法很容易引起爭議，因此需要大量的調查訪問做基底，劇組得要兼職歷史學家，彙整史料與各方口述歷史，再兜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但問題是，沒有觀點錨定的敘事不會好看，有了觀點又會與現實利害衝犯，順了姑意逆了嫂意，很難解決，也無法讓各種顏色的人群都滿意。
我曾參與影視劇《國際橋牌社》第二季的編劇工作，親身體驗過這種艱難的推進過程，製片人汪怡昕更是天天在打仗，體驗更深。在我下海前，劇組已經委請已過世的熊昔麒博士，帶領一個小組，花了一至兩年，做了大量文獻回顧，包括海量的文件與新聞蒐集。熊博士本身也曾是連戰幕僚，所以拿得到國民黨的內部資料。但文件永遠只是歷史中的句點，或大量討論後形成的決策表象，不足以支撐故事進行，所以必須輔以當事人的訪談。《國際橋牌社》劇組又進行了一至兩年的訪談，包含1996年台海危機前後，在李登輝總統身邊工作的幕僚、國安單位的高層、前線的情報員、戰地一線的軍官、士官兵、後方的將領與高參、以及各黨派的主要幕僚和參與者。如此才搭出一部劇集的軍事線、政治線、情報線、與國際線，再修枝剪葉，編出劇本大綱。
別以為這種訪談很簡單，雖然形式上跟記者採訪做專題一樣，實際上卻讓人頭腦炸裂。第一類問題出在當事人的口述常常互相矛盾，A跟B還常有私人恩怨，叫我們不要聽對方的，那到底該聽誰的？第二類問題是人都還活著，若干機密還不能解密，曾經開心聽到無數當年內幕過程，訪問一下午後，受訪者卻交待:「今天講的通通不能用。」那您老跟我們聊一下午幹啥？「只是讓你們知道真實的事件發展過程，不要亂寫。」第三類問題是文獻研究跟當事人親身經歷相互扞格，某段劇本寫「美國衛星發現，中共東海艦隊五艘基洛級潛艦突然不見了，於是兩個美軍航母戰鬥群立馬後撤一百公里。」結果被國安高層與前線情報員雙雙打槍，「那是中共大外宣，假新聞，我們每天都收到美軍航母的座標，根本沒後撤。」怎麼辦？整段剪去不用啊！還能怎麼辦？
但這些大量訪談與會報卻也很有趣，常常會意外偵破某些陳年懸案。有天劇本會議，連戰、宋楚瑜、陳水扁的幕僚都在，講著講著，互相打槍，然後發現，「原來那條事情是你幹的！搞得我們好慘！」「弄了半天，二十年來我們都被某某某給騙了！」由於各方都是親身參與者，事過多年後，事過境遷，也沒有當年的利害交織，所以交換起故事來，也就愈發精彩，但也發現不少政治圈人物的兩面性，深慶自己還能活過來真是幸運。
但最終，劇本還是得採取某種觀點作為基礎，才能落稿。基本上，不能偏離史實，但那些被告知不能講的真實故事與邏輯線還是要存在，否則故事講不下去。於是編劇大神就得發揮他的功力，虛構一個人物與橋段，把斷掉的故事線接上去。這常常就是最容易被抨擊的地方，某些老綠營大罵這部戲都在吹捧李登輝，但李登輝是國民黨大檔頭，史觀不正確。問題是，1996年台海危機時，老李就是總統啊！不是他下決策還能是誰？綠營街頭群眾派代表，去開台美日三方的明德小組秘密會議嗎？因為這是李登輝的功勞，所以就不能講嗎？或者有些當事人也會私下不爽，「你們把某某某吹噓得太厲害了，那事根本不是他幹的…。」問題是，真要完全還原歷史，不虛構人物或併案處理，那人物表可能要上幾千個人名，這戲還能看嗎？所以，影劇圈老人曾經告誡，拍當代片，要嘛拍紀錄片，要嘛拍純虛構，這種半虛構的影視劇，會兩面不討好，結果還真是如老人所言。但有時挑戰一下不可能，也不見得是件壞事，累死自己而已。
一路走下來的心得是:想拍一部當代的政治相關歷史劇，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簡單。站在某方特定史觀拍出來的戲，勢必扭曲歷史事實，情感豐沛，卻會引發強大不滿與指錯。要符合史實，又會太過複雜，觀眾也會很燒腦，你只能盡力描述史實，但情感最好聚焦於某些單純的小人物，前線官兵之類的，因為他們才是複雜國際博奕與政治攻防的最終承擔者。我們也想拍出《白宮風雲》那種精彩的政治戲，但台灣的政治氛圍與環境，對這種戲的拍攝與接受度並不友善，純虛構的故事也許還比較好拍，連結現實史實的故事恐怕難以落地。這是很難解的習題。
最後，還是要說兩句，《世紀血案》這部電影，似乎就是在幫當年的警總與情治單位洗地，還在慘案家屬的傷口上灑鹽再加辣椒，無端牽拖到已過世的史明，更是過份。影視劇可以虛構，可以突發奇想，但涉及當代事件，就必須更加嚴謹，不能全然的天馬行空。我們要警惕的是，天天痛斥對岸認知戰，但認知領域的戰鬥，是一種「陣地戰」，你不投資拍片寫書佔領，這片真空就會被對手發現隙縫，進而奇襲佔領。所以，政府該好好想想，怎麼投資於說好台灣的故事？而不只是阻擋拒止對岸文化統戰的侵襲。台灣人是有血性的，但我們的戲劇始終怕東怕西，這樣是打不贏這場文化統戰的。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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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代劇完全不一樣，超級難拍。事件參與的各方人馬都還活著，現實政治或利益的糾葛，使得各方偏好的史觀相當不一致，敘事的方法很容易引起爭議，因此需要大量的調查訪問做基底，劇組得要兼職歷史學家，彙整史料與各方口述歷史，再兜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但問題是，沒有觀點錨定的敘事不會好看，有了觀點又會與現實利害衝犯，順了姑意逆了嫂意，很難解決，也無法讓各種顏色的人群都滿意。
我曾參與影視劇《國際橋牌社》第二季的編劇工作，親身體驗過這種艱難的推進過程，製片人汪怡昕更是天天在打仗，體驗更深。在我下海前，劇組已經委請已過世的熊昔麒博士，帶領一個小組，花了一至兩年，做了大量文獻回顧，包括海量的文件與新聞蒐集。熊博士本身也曾是連戰幕僚，所以拿得到國民黨的內部資料。但文件永遠只是歷史中的句點，或大量討論後形成的決策表象，不足以支撐故事進行，所以必須輔以當事人的訪談。《國際橋牌社》劇組又進行了一至兩年的訪談，包含1996年台海危機前後，在李登輝總統身邊工作的幕僚、國安單位的高層、前線的情報員、戰地一線的軍官、士官兵、後方的將領與高參、以及各黨派的主要幕僚和參與者。如此才搭出一部劇集的軍事線、政治線、情報線、與國際線，再修枝剪葉，編出劇本大綱。
別以為這種訪談很簡單，雖然形式上跟記者採訪做專題一樣，實際上卻讓人頭腦炸裂。第一類問題出在當事人的口述常常互相矛盾，A跟B還常有私人恩怨，叫我們不要聽對方的，那到底該聽誰的？第二類問題是人都還活著，若干機密還不能解密，曾經開心聽到無數當年內幕過程，訪問一下午後，受訪者卻交待:「今天講的通通不能用。」那您老跟我們聊一下午幹啥？「只是讓你們知道真實的事件發展過程，不要亂寫。」第三類問題是文獻研究跟當事人親身經歷相互扞格，某段劇本寫「美國衛星發現，中共東海艦隊五艘基洛級潛艦突然不見了，於是兩個美軍航母戰鬥群立馬後撤一百公里。」結果被國安高層與前線情報員雙雙打槍，「那是中共大外宣，假新聞，我們每天都收到美軍航母的座標，根本沒後撤。」怎麼辦？整段剪去不用啊！還能怎麼辦？
但這些大量訪談與會報卻也很有趣，常常會意外偵破某些陳年懸案。有天劇本會議，連戰、宋楚瑜、陳水扁的幕僚都在，講著講著，互相打槍，然後發現，「原來那條事情是你幹的！搞得我們好慘！」「弄了半天，二十年來我們都被某某某給騙了！」由於各方都是親身參與者，事過多年後，事過境遷，也沒有當年的利害交織，所以交換起故事來，也就愈發精彩，但也發現不少政治圈人物的兩面性，深慶自己還能活過來真是幸運。
但最終，劇本還是得採取某種觀點作為基礎，才能落稿。基本上，不能偏離史實，但那些被告知不能講的真實故事與邏輯線還是要存在，否則故事講不下去。於是編劇大神就得發揮他的功力，虛構一個人物與橋段，把斷掉的故事線接上去。這常常就是最容易被抨擊的地方，某些老綠營大罵這部戲都在吹捧李登輝，但李登輝是國民黨大檔頭，史觀不正確。問題是，1996年台海危機時，老李就是總統啊！不是他下決策還能是誰？綠營街頭群眾派代表，去開台美日三方的明德小組秘密會議嗎？因為這是李登輝的功勞，所以就不能講嗎？或者有些當事人也會私下不爽，「你們把某某某吹噓得太厲害了，那事根本不是他幹的…。」問題是，真要完全還原歷史，不虛構人物或併案處理，那人物表可能要上幾千個人名，這戲還能看嗎？所以，影劇圈老人曾經告誡，拍當代片，要嘛拍紀錄片，要嘛拍純虛構，這種半虛構的影視劇，會兩面不討好，結果還真是如老人所言。但有時挑戰一下不可能，也不見得是件壞事，累死自己而已。
一路走下來的心得是:想拍一部當代的政治相關歷史劇，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簡單。站在某方特定史觀拍出來的戲，勢必扭曲歷史事實，情感豐沛，卻會引發強大不滿與指錯。要符合史實，又會太過複雜，觀眾也會很燒腦，你只能盡力描述史實，但情感最好聚焦於某些單純的小人物，前線官兵之類的，因為他們才是複雜國際博奕與政治攻防的最終承擔者。我們也想拍出《白宮風雲》那種精彩的政治戲，但台灣的政治氛圍與環境，對這種戲的拍攝與接受度並不友善，純虛構的故事也許還比較好拍，連結現實史實的故事恐怕難以落地。這是很難解的習題。
最後，還是要說兩句，《世紀血案》這部電影，似乎就是在幫當年的警總與情治單位洗地，還在慘案家屬的傷口上灑鹽再加辣椒，無端牽拖到已過世的史明，更是過份。影視劇可以虛構，可以突發奇想，但涉及當代事件，就必須更加嚴謹，不能全然的天馬行空。我們要警惕的是，天天痛斥對岸認知戰，但認知領域的戰鬥，是一種「陣地戰」，你不投資拍片寫書佔領，這片真空就會被對手發現隙縫，進而奇襲佔領。所以，政府該好好想想，怎麼投資於說好台灣的故事？而不只是阻擋拒止對岸文化統戰的侵襲。台灣人是有血性的，但我們的戲劇始終怕東怕西，這樣是打不贏這場文化統戰的。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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