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慧全面滲透社會的今天,詐騙早已不是單純治安事件,而是結合社交工程、跨境金流與數位平台的產業鏈運作。我國駐新加坡代表童振源博士指出,對僅約600萬人口的新加坡而言,這場無聲戰爭已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與反恐、反洗錢並列為重大治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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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令人警醒,童振源指出2024年新加坡通報詐騙案件達51,501起,年增約一成;財務損失首度突破11億新幣(約264億台幣),年增幅高達七成。案件數成長尚屬可控,但損失金額暴增,對社會信任與金融穩定形成沉重壓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超過八成案件屬於受害者在心理操控下「自願轉帳」,傳統事後追查已難以因應。

童振源分析,詐騙型態已從技術入侵轉向認知操控。投資詐騙、假冒官員與惡意軟體攻擊動輒造成巨額損失;網購詐騙雖件數多,但單筆金額較低,形成「高頻低損」與「低頻高損」並存結構。面對這種新常態,新加坡自2019年起重塑法制,將人頭帳戶、濫用數位身分與代辦SIM卡等行為入罪,並降低主觀犯意門檻,從源頭切斷犯罪工具供應鏈。

制度創新更是一大關鍵,政府透過《網路犯罪危害法》強化對大型平台的法律指令權,必要時可下架帳號或限制應用程式;同時推出「限制令」機制,當警方判定民眾已陷入高度操控,即便當事人堅持匯款,也可通知銀行暫停帳戶功能。此舉在財產保全與公共利益間取得平衡,並已使自願轉帳比率出現下降。

科技則成為前線武器,防詐系統ScamShield整合熱線與通報機制,運用AI過濾可疑來電與簡訊,下載量突破百萬;政府也導入統一「gov.sg」簡訊識別碼,杜絕假冒官方訊息。針對釣魚網站,更建置自動掃描與即時下架機制,把防線推向網路基礎設施層級。加上警方、銀行與電商合署辦公的反詐騙指揮處,2024年成功攔阻與追回金額超過6億新幣。

童振源總結,新加坡經驗顯示,防詐不能依賴單一工具,而需法律賦權、科技創新與公私協力三位一體。儘管案件數仍高,加密貨幣詐騙與跨境監管挑戰未解,但多層次防線已逐步發揮效果。在AI時代,防詐不只是治安課題,更是數位治理能力與制度韌性的終極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