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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光遠於會後表示，即便台灣已經走過戒嚴、政黨輪替，在很多機構與行業中黨國的幽靈仍然存在，以發生蕭曉玲事件的教育體系為例，在於校內人事不少還是由經歷過威權年代的人所擔任，「某種程度上你不能說他沒有黨國思維，因為他就是受這種教育長大。」是長久以來意識形態建構所致。
台灣近年喊轉型正義喊得兇，但馮光遠提到，很多領域中無法達到外界期望，在於太多利益關係人身在其中，「你要動他們，有時候就是動到自己人。」
國際間的轉型正義先例中，東西德合併後頒布《史塔西檔案》法，開放民眾查閱過去共產政府所收集的相關資料，德國做第二次轉型正義時，則將過去服務於共產黨的公務員免職。
馮光遠認為台灣屢說要借鏡德國，但要效法德國轉型正義經驗必須有很大的魄力，再者，西德體系做轉型正義者不是過去利益集團的一員，才能單刀直入、翻轉整個結構面，但台灣的狀況並非如此。
以普悠瑪號事件後台鐵受到外界咎責為例，即便政府改朝換代卻絲毫拿陳舊的體制沒轍，「政府拿體系內的人沒辦法，反而需要重用他們，因為只有他們對運作的既定規則比較了解。」是人造成了結構性的問題，卻又不能將其更換，因為人一抽換，體系就會坍塌。
馮光遠提到，南韓、西班牙等國都曾經歷威權時期，這幾年來都找到了自己的一套方式，台灣也有很多學者鑽研轉型正義，無奈意見都不被外界看見，反而轉型正義一詞被有心人士當作牟取政治利益的工具，那才是台灣最該注意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