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譜（Lê Phổ）、梅忠恕（Mai Trung Thu）、武高談（Vu Cao Dam），這3位越南藝術家的名字，在國際藝術市場上閃閃發光。他們的絲畫作品拍出天價，油畫在各大拍賣行競相追逐。然而在這些成功背後，藏著關於流亡、戰爭與藝術理想的動人故事。
這些藝術家的作品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與私人收藏中。絲畫上的女子眼神溫柔卻帶著一絲憂愁，油畫中的風景似乎永遠籠罩著淡淡的鄉愁。這些作品的創作者們，早已將巴黎當作第二故鄉，卻再也沒能回到他們魂牽夢縈的越南。
河內美術學院的法國夢
故事要從1925年說起。那一年，法國畫家維克多·塔迪厄（ Victor Tardieu）與越南畫家阮南山共同在河內創立印度支那美術學院，這是越南第一所西式高等美術學府。在此之前，越南的藝術體系更接近西方中世紀的行會制度，藝術家不會在作品上簽名，各種專業按村莊或街區組織。
塔迪厄本人曾是里昂和巴黎美術學院的學生，1920年獲得印度支那獎後前往遠東六個月考察，隔年便定居河內。他深信要為當地培養真正的藝術家，而非僅僅是工匠。
黎譜和梅忠恕是1925年的首批學生，武高談則在1926年加入第二屆。武高談在雕塑方面展現出色天賦，很快就被塔迪厄選入新設立的雕塑系，並於1931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
在這所學校裡，學生們不僅學習油畫技法，更重要的是接觸到法國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美學理念。雷諾瓦、梵谷、博納爾、馬蒂斯的作品圖片在課堂上傳閱，在這些年輕越南藝術家心中種下對巴黎藝術世界的無限嚮往。
▲越南藝術家黎譜作品《午後的茶敘》，描繪一群優雅女士在花園愜意享受茶敍。（圖／翻攝自蘇富比）
1931年，機會來了。黎譜受邀前往巴黎，負責當年殖民博覽會吳哥窟展館內印度支那美術學院作品展的佈置工作。同年12月，武高談獲得獎學金抵達法國首都，定居在大學城。1937年夏天，梅忠恕也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他們終於在巴黎重聚。
這3位年輕藝術家在巴黎的生活如魚得水。他們在羅浮宮和各大畫廊流連忘返，親眼看到那些只能在課本上見到的大師傑作。武高談在雷諾瓦、梵谷、博納爾和馬諦斯的作品中找到新的靈感，黎譜則被博納爾作品中光與色的魔力深深震撼。
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在絲畫這一媒材上進行創新實驗。不同於中日傳統的絲畫技法，越南藝術家將西方的構圖原則與東方的書法和筆墨傳統結合，創造出獨特的視覺語言。
▲越南藝術家梅忠恕作品《項鍊》，身穿白色長裙的越南女子姿態優雅，專注凝視著手中的紅色項鍊，彷彿透過這件飾品回憶著某個重要的人。（圖／翻攝自thanh nien）
原本這只是一次藝術進修之旅，但歷史的車輪改變一切。1939年，歐戰爆發；1940年7月，黎譜和梅忠恕被復員，分別前往尼斯和馬孔。與此同時，太平洋戰爭的陰雲也籠罩在故鄉上空。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複雜的政治局勢。印度支那戰爭、越戰接踵而至，讓這些身在法國的藝術家們的返鄉路遙遙無期。
武高談甚至從未再踏上故土。1949年出於健康考慮，他從巴黎搬到法國南部，在馬諦斯教堂附近定居，與夏卡爾為鄰。直到2000年去世，他都沒有回過越南。
▲越南藝術家武高談作品《藍衣女子》，充滿優雅細膩的韻味，以柔和的嫩綠與淡藍色調為主，女子溫婉的姿態搭配詩意氛圍，在平靜的色彩中自然流露。（圖／翻攝自蘇富比）
這些藝術家的作品也反映出他們複雜的身份認同。一方面，他們的創作深受法國印象派和現代藝術影響；另一方面，絲畫、漆畫等傳統媒材的運用，以及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亞洲面孔女性形象，都訴說著對故鄉的思念。
有趣的是，法國評論家當時傾向於將他們的絲畫技法歸因於「越南傳統」，但實際上，這種現代絲畫技法是在印度支那美術學院發明的，與越南古代繪畫幾乎沒有關聯。藝術評論家珍妮娜·奧布瓦耶在《法國畫報》中寫道，武高談的技法仍然依附於他祖先的基材「絲綢」，但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準確，這種誤解某種程度反映殖民時期文化話語的複雜性。
1975年後的新一波流亡潮
1975年西貢淪陷，又有一大批越南人以難民身份抵達法國，其中也包括許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與1930年代的藝術家不同，這些新移民更多是為逃避政治迫害而被迫離鄉。早期定居法國的越南難民主要由專業人士組成，他們構成南越的中產階級和精英，以及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和在該國已有家人的人。
巴黎市內有數萬越南裔居民，大巴黎地區更是有超過十萬人。這使得巴黎成為越南境外最大的越南人聚居地之一。
▲越戰結束後，大批難民流亡海外，其中有不少人遠赴法國尋求庇護。（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當我們欣賞3位越南當代最知名的藝術家的作品時，很難不被這些獨特的美感所打動。黎譜晚期作品中的金色光暈，梅忠恕絲畫中女性的靜謐神態，武高談雕塑中的詩意造型，這些都超越政治和民族的界限，展現出藝術的普世價值。
到他們職業生涯的後期，梅忠恕仍然忠於絲畫，武高談和黎譜則轉向油畫，這種媒材的選擇反映他們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持續協商。
也許，對於這些越南藝術家而言，巴黎早已不只是流亡的終點，而是他們藝術生命的另一個起點。在這座藝術之都裡，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也為後世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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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美術學院的法國夢
故事要從1925年說起。那一年，法國畫家維克多·塔迪厄（ Victor Tardieu）與越南畫家阮南山共同在河內創立印度支那美術學院，這是越南第一所西式高等美術學府。在此之前，越南的藝術體系更接近西方中世紀的行會制度，藝術家不會在作品上簽名，各種專業按村莊或街區組織。
塔迪厄本人曾是里昂和巴黎美術學院的學生，1920年獲得印度支那獎後前往遠東六個月考察，隔年便定居河內。他深信要為當地培養真正的藝術家，而非僅僅是工匠。
黎譜和梅忠恕是1925年的首批學生，武高談則在1926年加入第二屆。武高談在雕塑方面展現出色天賦，很快就被塔迪厄選入新設立的雕塑系，並於1931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
在這所學校裡，學生們不僅學習油畫技法，更重要的是接觸到法國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美學理念。雷諾瓦、梵谷、博納爾、馬蒂斯的作品圖片在課堂上傳閱，在這些年輕越南藝術家心中種下對巴黎藝術世界的無限嚮往。
1931年，機會來了。黎譜受邀前往巴黎，負責當年殖民博覽會吳哥窟展館內印度支那美術學院作品展的佈置工作。同年12月，武高談獲得獎學金抵達法國首都，定居在大學城。1937年夏天，梅忠恕也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他們終於在巴黎重聚。
這3位年輕藝術家在巴黎的生活如魚得水。他們在羅浮宮和各大畫廊流連忘返，親眼看到那些只能在課本上見到的大師傑作。武高談在雷諾瓦、梵谷、博納爾和馬諦斯的作品中找到新的靈感，黎譜則被博納爾作品中光與色的魔力深深震撼。
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在絲畫這一媒材上進行創新實驗。不同於中日傳統的絲畫技法，越南藝術家將西方的構圖原則與東方的書法和筆墨傳統結合，創造出獨特的視覺語言。
原本這只是一次藝術進修之旅，但歷史的車輪改變一切。1939年，歐戰爆發；1940年7月，黎譜和梅忠恕被復員，分別前往尼斯和馬孔。與此同時，太平洋戰爭的陰雲也籠罩在故鄉上空。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複雜的政治局勢。印度支那戰爭、越戰接踵而至，讓這些身在法國的藝術家們的返鄉路遙遙無期。
武高談甚至從未再踏上故土。1949年出於健康考慮，他從巴黎搬到法國南部，在馬諦斯教堂附近定居，與夏卡爾為鄰。直到2000年去世，他都沒有回過越南。
這些藝術家的作品也反映出他們複雜的身份認同。一方面，他們的創作深受法國印象派和現代藝術影響；另一方面，絲畫、漆畫等傳統媒材的運用，以及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亞洲面孔女性形象，都訴說著對故鄉的思念。
有趣的是，法國評論家當時傾向於將他們的絲畫技法歸因於「越南傳統」，但實際上，這種現代絲畫技法是在印度支那美術學院發明的，與越南古代繪畫幾乎沒有關聯。藝術評論家珍妮娜·奧布瓦耶在《法國畫報》中寫道，武高談的技法仍然依附於他祖先的基材「絲綢」，但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準確，這種誤解某種程度反映殖民時期文化話語的複雜性。
1975年後的新一波流亡潮
1975年西貢淪陷，又有一大批越南人以難民身份抵達法國，其中也包括許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與1930年代的藝術家不同，這些新移民更多是為逃避政治迫害而被迫離鄉。早期定居法國的越南難民主要由專業人士組成，他們構成南越的中產階級和精英，以及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和在該國已有家人的人。
巴黎市內有數萬越南裔居民，大巴黎地區更是有超過十萬人。這使得巴黎成為越南境外最大的越南人聚居地之一。
當我們欣賞3位越南當代最知名的藝術家的作品時，很難不被這些獨特的美感所打動。黎譜晚期作品中的金色光暈，梅忠恕絲畫中女性的靜謐神態，武高談雕塑中的詩意造型，這些都超越政治和民族的界限，展現出藝術的普世價值。
到他們職業生涯的後期，梅忠恕仍然忠於絲畫，武高談和黎譜則轉向油畫，這種媒材的選擇反映他們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持續協商。
也許，對於這些越南藝術家而言，巴黎早已不只是流亡的終點，而是他們藝術生命的另一個起點。在這座藝術之都裡，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也為後世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