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走到曼谷，一場跨國對話把泰國「差一步就當上總理」的前進黨前黨魁皮塔，與台灣年輕世代對房價、低薪與民主焦慮串在一起。壯闊台灣創辦人吳怡農表示，這位被禁政十年的泰國改革派領袖沒有選擇沉寂，反而把未來十年當成「學習階段」，走訪各國研究民主制度與社會韌性，希望在2034年禁令解除後「更有資格帶領泰國社會前進」。看著泰國年輕人即便身處高壓仍不放棄，吳怡農直言，若台灣只沉浸在亮眼GDP與飆漲股市，卻忽略3萬8千元薪資中位數與不斷升高的居住壓力，「那真的是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我們的孩子」。
在《東南亞夯什麼》節目中，吳怡農分享皮塔此行來台的兩大目的。首先，是為自己的充電期做準備。皮塔被迫十年不得從政，但他把這段時間視為養分，「希望把自己準備得更好」，因此走訪各地了解民主如何前進。第二，他對台灣的「社會韌性」工作感到好奇，也正在拍攝記錄十年學習路程的紀錄片，不久後還會因中文版《The Almost Prime Minister》回台參與書展。
談到個人印象，吳怡農形容皮塔「滿臉笑容、毫不消沉」，尤其提到女兒時更是眼神發光。皮塔曾說，希望孩子看到的是父親面對政治挫折仍不放棄，「繼續為價值與國家努力」，用行動成為榜樣。吳怡農說，無論在台灣或泰國，「談到家人，永遠是從政者最大的動力」。
然而，皮塔被迫「進修十年」的背後，是泰國充滿壓力與反覆的政治現實。改革派常因軍事政變或憲法法庭判決面臨解散壓力，前進黨也因主張改革112條「冒犯君主罪」而遭到解散，「只是希望冒犯行為與懲罰能更合理，就被視為挑戰體制」。回看台灣，吳怡農說自己「深受啟發」。台灣也走過言論受限、總統不可批評的年代，如今能享有民主制度，是上一代付出的成果。他強調，要學的是那股對政治與民主的熱忱，「如果我們不再進步，就虧欠了那些為制度努力的人」。看到泰國年輕人仍在禁令下培養下一代領袖，他反問，我們怎麼能停下？
談到兩人的共同點，吳怡農笑說，他和皮塔都曾在美國念書、在華爾街工作，年紀只差一歲。這些經驗讓他們看政策更務實，也更理解公共議題需要政府與企業合作。如果缺乏企業或社會歷練，很難和利害關係人有效溝通。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政治人物習慣「回到事實、回到數據」，用科技與分析來做決策，而不是依賴老派的「我的經驗就是這樣」。無論是選戰策略或政策設計，都更講求精準與現代化。
吳怡農也指出世代落差的核心，政治過度被同一群人壟斷。許多資深政治人物長期待在政治圈，缺乏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自然與社會脫節，提出的回應也更「打高空」。他舉例，有人對台北高房價的回應是「首都本來就貴」，或要民眾「往外搬」，這種態度就是不願承認問題。民主對立加劇也被輕描淡寫成「沒什麼」，更凸顯制度與人民生活之間越來越大的距離。
回到台灣年輕人的焦慮，吳怡農提出幾組關鍵數字，個人薪資中位數約3萬8千元、台北五分之一家庭淨收入不到五萬元，而近十年的股市成長卻由資本獲利者享受。他引述全球首都比較，台北過去20年房價成長名列前段班，但薪資成長卻倒數第二，「這些殘酷的數字，正對家庭造成無形壓力，再加上AI衝擊，未來可能更不確定」。因此，他認為地方政府的角色比以往更關鍵。除了修路，更要在教育與居住保障上投入，讓孩子具備適應力，也讓家庭在面對變動時不會被輕易擊垮。他直言，那些認為「首都房價本來就會貴」的想法，「大概是適合提早退休的一群人」。
民主不是理所當然，也不能靠自動導航。從泰國年輕人在高壓之下仍追求改革，到台灣社會在房價、低薪與政治疏離中尋找出口，吳怡農提醒，政治真正能前進的力量，不是口號，而是願意面對問題、並用行動改善人民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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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個人印象，吳怡農形容皮塔「滿臉笑容、毫不消沉」，尤其提到女兒時更是眼神發光。皮塔曾說，希望孩子看到的是父親面對政治挫折仍不放棄，「繼續為價值與國家努力」，用行動成為榜樣。吳怡農說，無論在台灣或泰國，「談到家人，永遠是從政者最大的動力」。
然而，皮塔被迫「進修十年」的背後，是泰國充滿壓力與反覆的政治現實。改革派常因軍事政變或憲法法庭判決面臨解散壓力，前進黨也因主張改革112條「冒犯君主罪」而遭到解散，「只是希望冒犯行為與懲罰能更合理，就被視為挑戰體制」。回看台灣，吳怡農說自己「深受啟發」。台灣也走過言論受限、總統不可批評的年代，如今能享有民主制度，是上一代付出的成果。他強調，要學的是那股對政治與民主的熱忱，「如果我們不再進步，就虧欠了那些為制度努力的人」。看到泰國年輕人仍在禁令下培養下一代領袖，他反問，我們怎麼能停下？
談到兩人的共同點，吳怡農笑說，他和皮塔都曾在美國念書、在華爾街工作，年紀只差一歲。這些經驗讓他們看政策更務實，也更理解公共議題需要政府與企業合作。如果缺乏企業或社會歷練，很難和利害關係人有效溝通。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政治人物習慣「回到事實、回到數據」，用科技與分析來做決策，而不是依賴老派的「我的經驗就是這樣」。無論是選戰策略或政策設計，都更講求精準與現代化。
吳怡農也指出世代落差的核心，政治過度被同一群人壟斷。許多資深政治人物長期待在政治圈，缺乏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自然與社會脫節，提出的回應也更「打高空」。他舉例，有人對台北高房價的回應是「首都本來就貴」，或要民眾「往外搬」，這種態度就是不願承認問題。民主對立加劇也被輕描淡寫成「沒什麼」，更凸顯制度與人民生活之間越來越大的距離。
回到台灣年輕人的焦慮，吳怡農提出幾組關鍵數字，個人薪資中位數約3萬8千元、台北五分之一家庭淨收入不到五萬元，而近十年的股市成長卻由資本獲利者享受。他引述全球首都比較，台北過去20年房價成長名列前段班，但薪資成長卻倒數第二，「這些殘酷的數字，正對家庭造成無形壓力，再加上AI衝擊，未來可能更不確定」。因此，他認為地方政府的角色比以往更關鍵。除了修路，更要在教育與居住保障上投入，讓孩子具備適應力，也讓家庭在面對變動時不會被輕易擊垮。他直言，那些認為「首都房價本來就會貴」的想法，「大概是適合提早退休的一群人」。
民主不是理所當然，也不能靠自動導航。從泰國年輕人在高壓之下仍追求改革，到台灣社會在房價、低薪與政治疏離中尋找出口，吳怡農提醒，政治真正能前進的力量，不是口號，而是願意面對問題、並用行動改善人民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