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泰國與柬埔寨在邊境地區爆發的軍事衝突，再次被官方論述包裝為一場關於主權、防衛與國家尊嚴的對抗。然而，若僅將其理解為歷史遺留的領土爭議，無疑忽略了衝突升高的政治時機與制度背景。從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場衝突更像是一個內政危機外部化、外交理性退場、區域制度失靈交織而成的政治產物。
泰柬邊境衝突並非偶發事件，而是深植於泰國當前政治困境之中的「轉移性衝突」（diversionary conflict）。這一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常被用來解釋政府在面臨內部合法性下滑時，如何藉由對外衝突重新建構政治敘事。
轉移性衝突與內政合法性的再生產
在比較政治研究中，轉移性衝突被視為威權或半民主政體常見的治理工具。當政府無法有效回應經濟停滯、社會不滿或政策失靈時，對外衝突可暫時重塑「國家—敵人」的二元敘事，將公共注意力從治理責任轉移至國家安全。
當前泰國政府正面臨多重內政壓力，而邊境衝突恰好提供了一個政治出口。在此情境下，軍事升高不再被視為政策失敗，而被重新定義為捍衛國家的必要行動。這種敘事轉換，使得政府得以短暫迴避問責，並重新鞏固軍方與保守勢力在政治體系中的角色。
民族主義動員與威懾邏輯的誤用
從國際安全研究的角度看，泰柬雙方在衝突中頻繁使用威懾語言（deterrence rhetoric），試圖以強硬姿態迫使對方退讓。然而，這種威懾邏輯在缺乏有效溝通機制與信任基礎的情況下，反而提高誤判的風險。
當民族主義被制度性動員，威懾不再只是對外訊號，而成為對內政治行動的工具。此時，理性計算往往讓位於情緒動員，外交妥協被視為政治成本，軍事克制反而成為「不愛國」的象徵，衝突更難降溫。
第三方調停：川普介入的政治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泰柬衝突並非首次仰賴第三方介入降溫。先前在局勢升高之際，美國前總統川普曾以高度個人化的方式介入，促成暫時停火。此一經驗顯示，雙邊外交與區域機制的失效，使外部大國成為唯一可行的調停者。
近日川普再度宣示將介入調停，不僅反映其個人外交風格，也突顯區域制度的失能狀態。從國際關係理論來看，這是一種典型的「非制度化第三方調停」，其成效高度依賴個人影響力，而非可持續的制度安排。這也意味著，停火本身極為脆弱，隨時可能因內政變化而破裂。
東協的角色：制度設計下的不作為
做為區域組織，東協理論上應在此類衝突中發揮關鍵作用；然而，實際上東協的「不干涉內政」原則，長期限制其在安全議題上的行動能力。泰柬衝突再次顯示，當會員國將衝突界定為主權與內政問題時，東協往往只能停留在呼籲克制的層次。
這種制度性不作為，使區域安全高度依賴外部大國的即興介入，反而削弱東協作為區域穩定支柱的可信度。長期而言，這不僅無助於衝突預防，也可能使區域安全架構更加碎片化。
問題的核心：治理而非疆界
綜合來看，泰柬邊境衝突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地圖上的邊界，而在於政治體制是否具備處理內部危機的能力。當衝突成為治理工具，和平反而成為政治負擔。
軍事升高或許能短暫凝聚民族情緒，卻無法修補制度性缺陷。相反地，它可能強化軍事與民族主義在政治中的主導地位，使民主治理空間進一步壓縮。
台灣的視角：警惕安全敘事的政治化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泰柬衝突提供了一個重要提醒：安全議題極易被政治化，並被用來重塑內部權力結構。在高度安全敏感的環境中，如何在維持防衛能力的同時，避免安全敘事吞噬民主問責，是所有民主社會共同的課題。
此外，第三方介入雖可暫時降溫衝突，卻無法取代制度化的區域安全機制。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在強化對外安全合作的同時，更需重視制度韌性與內部治理能力，避免將安全完全寄託於外部力量的即時介入。
最終，真正的安全不來自短期的情緒動員，而來自能夠承受壓力、回應民意、並理性處理衝突的政治制度。這或許是當前泰柬衝突帶給區域、也帶給台灣，非常值得深思與反思的啟示。
●作者：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曾任職外交部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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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性衝突與內政合法性的再生產
在比較政治研究中，轉移性衝突被視為威權或半民主政體常見的治理工具。當政府無法有效回應經濟停滯、社會不滿或政策失靈時，對外衝突可暫時重塑「國家—敵人」的二元敘事，將公共注意力從治理責任轉移至國家安全。
當前泰國政府正面臨多重內政壓力，而邊境衝突恰好提供了一個政治出口。在此情境下，軍事升高不再被視為政策失敗，而被重新定義為捍衛國家的必要行動。這種敘事轉換，使得政府得以短暫迴避問責，並重新鞏固軍方與保守勢力在政治體系中的角色。
民族主義動員與威懾邏輯的誤用
從國際安全研究的角度看，泰柬雙方在衝突中頻繁使用威懾語言（deterrence rhetoric），試圖以強硬姿態迫使對方退讓。然而，這種威懾邏輯在缺乏有效溝通機制與信任基礎的情況下，反而提高誤判的風險。
當民族主義被制度性動員，威懾不再只是對外訊號，而成為對內政治行動的工具。此時，理性計算往往讓位於情緒動員，外交妥協被視為政治成本，軍事克制反而成為「不愛國」的象徵，衝突更難降溫。
第三方調停：川普介入的政治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泰柬衝突並非首次仰賴第三方介入降溫。先前在局勢升高之際，美國前總統川普曾以高度個人化的方式介入，促成暫時停火。此一經驗顯示，雙邊外交與區域機制的失效，使外部大國成為唯一可行的調停者。
近日川普再度宣示將介入調停，不僅反映其個人外交風格，也突顯區域制度的失能狀態。從國際關係理論來看，這是一種典型的「非制度化第三方調停」，其成效高度依賴個人影響力，而非可持續的制度安排。這也意味著，停火本身極為脆弱，隨時可能因內政變化而破裂。
東協的角色：制度設計下的不作為
做為區域組織，東協理論上應在此類衝突中發揮關鍵作用；然而，實際上東協的「不干涉內政」原則，長期限制其在安全議題上的行動能力。泰柬衝突再次顯示，當會員國將衝突界定為主權與內政問題時，東協往往只能停留在呼籲克制的層次。
這種制度性不作為，使區域安全高度依賴外部大國的即興介入，反而削弱東協作為區域穩定支柱的可信度。長期而言，這不僅無助於衝突預防，也可能使區域安全架構更加碎片化。
問題的核心：治理而非疆界
綜合來看，泰柬邊境衝突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地圖上的邊界，而在於政治體制是否具備處理內部危機的能力。當衝突成為治理工具，和平反而成為政治負擔。
軍事升高或許能短暫凝聚民族情緒，卻無法修補制度性缺陷。相反地，它可能強化軍事與民族主義在政治中的主導地位，使民主治理空間進一步壓縮。
台灣的視角：警惕安全敘事的政治化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泰柬衝突提供了一個重要提醒：安全議題極易被政治化，並被用來重塑內部權力結構。在高度安全敏感的環境中，如何在維持防衛能力的同時，避免安全敘事吞噬民主問責，是所有民主社會共同的課題。
此外，第三方介入雖可暫時降溫衝突，卻無法取代制度化的區域安全機制。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在強化對外安全合作的同時，更需重視制度韌性與內部治理能力，避免將安全完全寄託於外部力量的即時介入。
最終，真正的安全不來自短期的情緒動員，而來自能夠承受壓力、回應民意、並理性處理衝突的政治制度。這或許是當前泰柬衝突帶給區域、也帶給台灣，非常值得深思與反思的啟示。
●作者：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曾任職外交部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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