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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案引發的個資外洩疑慮，何孟臨律師表示「不論是刑事或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都有極高機率得知對方的個人資料」。何孟臨律師指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報案時，警方與檢察官為了確認身分並進行後續調查，會詳細記錄報案人的年籍、出生日期及戶籍住址等訊息，這些內容皆會記載於筆錄。
即便判決書未完整呈現，但當事人與律師在申請閱卷時，這些資訊通常仍會公開。目前法律僅針對家事案件、性犯罪或少事案等特殊案件會主動遮蔽個資，其餘案件則需當事人主動申請並獲得法院准許，才有可能會遮蔽。
至於民事案件的應對方式，何律師建議，由於民事書狀對於地址的要求並非強制必須填寫戶籍地，擔心住家位置曝光的民眾，可以填寫公司地址作為通訊地。此外，也可以委請律師擔任送達代收人，由律師事務所代為接收公文書信，藉此保護自身隱私，避免直接與對方產生接觸或暴露居住地點。
何孟臨律師推測，在本次案件中，當事人可能是在調閱對方財產資料時，得知對方基本個資、通訊地址以及詳細的財產現況。這類資訊通常不包含在初始的書狀範圍內，而是透過法院函調後取得的附件資料。
由於這類函調資料原則上並不會自動遮蔽，何律師提醒，若當事人希望隱匿個人隱私，必須主動向法院提出申請，並在獲得法院准許或裁定限制閱覽的情況下，相關資訊才可能被遮蔽或限制存取。這也成為未來民眾在面對法律訴訟時，必須多加留意以保護自身安全的重要環節。
針對刑事、民事訴訟地址揭露疑慮，何孟臨律師完整說明：
一、刑事訴訟中，當事人年籍資料本就高度揭露
在刑事訴訟中，告訴人於警詢階段製作筆錄時，警方依法必須確認並記載其正確年籍資料，包含戶籍地址，以利後續調查與通知。
即便案件未經警詢、而是直接由地檢署開庭，檢察官亦同樣會在偵查程序中確認告訴人或被害人的基本年籍資訊，並將這些紀錄在筆錄內；大多數案件中，檢方為了確認當事人的正確性，也很常主動調閱雙方的戶政資料，直接檢附在卷證內。
因此，即使最終的判決書未呈現完整個資，但在刑事案件中，透過閱卷程序，當事人及其辯護人原則上仍可知悉卷內所附的完整資料。
換言之，刑事訴訟在制度設計上，對於雙方當事人年籍資訊的隱私保護，本就相對有限。
當然，現行法仍有例外情形，例如性犯罪、少年犯罪，或特定案件類型，會將筆錄或資料抽離，改為限定閱覽；但在一般暴力犯罪案件中，相關年籍資料通常仍完整附卷。
二、刑事案件地址遮蔽須「主動」提出，且要檢方、法院准許
在大多矚目刑事案件中，多半會有律師介入協助。
而實務上，確實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向法院或檢察官表態，請求對住址等敏感資訊進行遮蔽或限制閱覽。
但這並非每件都會自動發生，除了上面所述的特殊案由外，多半需由當事人或律師「主動提出」請求，並獲准許。
因此，從實務角度而言，司法機關或律師是否能在早期即提醒當事人潛在風險，並於第一時間向機關提出保護請求，至關重要。這部分若能在案件一開始即向被害人家屬說明清楚，該往往能有效降低後續風險，也避免目前這案件的狀況發生。
三、民事訴訟並無偵查筆錄製作，但起訴狀仍須記載地址
至於民事訴訟，雖然不存在刑案中的警詢筆錄、偵訊筆錄，但民事起訴狀依法仍須載明原告的基本資料，其中即包含送達地址。
不同於刑事案件，民事訴訟起訴狀通常不會強制要求記載出生年月日或身分證字號，實務上其實只要有姓名與地址，即可進行起訴。而多數民事庭法官，反而是在開庭時，現場核對身分證件即可，並不要求事前完整揭露所有個資；大多數的狀況，反而是原告不知道被告的真實地址，而向法院聲請調閱被告正確戶籍地，才能提起訴訟，所以民事案件更多的是「被告」的詳細戶籍資料，而非「原告」。
四、民事案件中，地址其實「可以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民事法院並未強制要求原告一定要填寫戶籍地地址。
原告原則上只需填寫「可合法送達」的地址即可。
實務上，常見且合法的作法包括：
- 填寫通訊的而非戶籍地址(有的人會寫公司)
- 指定送達代收人（如親友）
- 由律師事務所擔任送達代收地址
五、制度本身是中性的，但需要「提前說明」與「配套設計」
總結而言，被害人家屬地址在訴訟過程中被知悉，並非單一承辦人員疏失，而是現行訴訟制度長期存在的結構現象。問題不在於「為什麼會被知道」，而在於「是否在一開始就充分告知風險，並協助選擇較安全的程序設計」。
在重大刑案或具報復風險之案件中，若能於訴訟初期即：
- 清楚說明刑、民事程序中個資揭露的可能性
- 主動評估是否申請地址遮蔽或限制閱覽
- 訴訟中妥善規劃送達方式
何孟臨律師認為，目前司法制度對加害人的權益保障，每天都在討論，但對「受害人」的措施上，除了媒體報導，真的也很少看到有什麼具體、有感的改革，司法制度的運作必須兼顧人的安全與尊嚴，這也是未來制度與實務，值得進一步修正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