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蕙喬／ 國小學生家長
今年底影音平台上最受歡迎的台劇《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以一樁兇殺案揭開序幕，劇情深入探討校園霸凌、校園暴力、偷拍勒索等沉重議題，也赤裸呈現「媽寶男」與「慈母敗兒」交織而成的悲劇結構。這些看似戲劇化的情節，卻正在現實社會中，一幕幕真實上演。
當社會目光聚焦在一位正投入市長初選的政治人物時，其子卻被指控涉及校園霸凌，原本就已為選情投下一顆未爆彈。緊接著，一張當事人與涉案家屬的「和解合照」流出，一份大逆轉「非霸凌」的聲明宣告，彷彿意圖對外展現事情已經解決，這不過是一場誤會，是被放大的校園紛爭。彷彿只要大人之間「私下說好」，一切就能就此翻頁。
但很遺憾，現實不是電視劇。這不是可以輕輕帶過的插曲，而是真實發生在孩子身上的霸凌疑雲，是一個攸關法律、制度與兒童權益保障的嚴肅公共議題。
賴瑞隆之子涉入校園霸凌爭議，社會真正期待的，從來不是權勢家庭如何快速自保，而是身為公眾人物，能否以更高標準面對質疑、以更謙卑的態度接受檢視。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迅速私下和解，並對外急著「定調非霸凌」，試圖用一句話、一個程序，為所有爭議畫上句點。這樣的處理方式，究竟是在保護孩子，還是在保護權力？
必須強調，霸凌從來不是「雙方說開就好」的私人糾紛。它涉及校園安全、心理創傷，以及制度是否真正站在弱勢者那一邊。法律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讓弱者不必低頭換取和平；《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的核心精神，更是要求國家與社會優先保護受害孩子，而不是站在「背景比較硬」的一方。當事件尚未經過完整、獨立的調查，就急著貼上「非霸凌」的標籤，這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以權力凌駕制度。
更令人憂心的，是整起事件背後所展現出的權力傲慢。這種傲慢，不一定表現在對案件施壓，而是藏在「我可以決定事情怎麼被定義」、「我可以替社會下結論」的態度裡。當政治人物習慣以私下協調取代公開負責，用話語權掩蓋制度程序，久而久之，法律就淪為裝飾，正義也只對沒有背景的人生效。
身為立法委員，甚至是未來有意競逐高雄市長大位的參選人，理應最清楚制度存在的價值，也更應該主動避嫌、自我約束，接受比一般人更嚴格的標準。但若在面對兒少保護議題時，選擇的是最低成本的危機處理，而不是最高標準的公共責任，那已不只是處事手法的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全面破產。
政治人物可以犯錯，但不能踐踏制度；可以心疼自己的孩子，但不能因此忽視、犧牲別人的孩子。當權力開始向社會傳遞一個訊息：「只要背景夠好，任何事情都能轉彎」，那才是真正危險的時刻。
如果連這樣最基本的分際都分不清，連兒童權益都能被如此輕率帶過，那麼，是否還有資格坐在立法院裡，高談民主、正義與法治？甚至更進一步，擔任未來更大的市長位置，向下一代傳達什麼樣的教育與價值？社會應該自有一把更嚴格的尺。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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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目光聚焦在一位正投入市長初選的政治人物時，其子卻被指控涉及校園霸凌，原本就已為選情投下一顆未爆彈。緊接著，一張當事人與涉案家屬的「和解合照」流出，一份大逆轉「非霸凌」的聲明宣告，彷彿意圖對外展現事情已經解決，這不過是一場誤會，是被放大的校園紛爭。彷彿只要大人之間「私下說好」，一切就能就此翻頁。
但很遺憾，現實不是電視劇。這不是可以輕輕帶過的插曲，而是真實發生在孩子身上的霸凌疑雲，是一個攸關法律、制度與兒童權益保障的嚴肅公共議題。
賴瑞隆之子涉入校園霸凌爭議，社會真正期待的，從來不是權勢家庭如何快速自保，而是身為公眾人物，能否以更高標準面對質疑、以更謙卑的態度接受檢視。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迅速私下和解，並對外急著「定調非霸凌」，試圖用一句話、一個程序，為所有爭議畫上句點。這樣的處理方式，究竟是在保護孩子，還是在保護權力？
必須強調，霸凌從來不是「雙方說開就好」的私人糾紛。它涉及校園安全、心理創傷，以及制度是否真正站在弱勢者那一邊。法律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讓弱者不必低頭換取和平；《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的核心精神，更是要求國家與社會優先保護受害孩子，而不是站在「背景比較硬」的一方。當事件尚未經過完整、獨立的調查，就急著貼上「非霸凌」的標籤，這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以權力凌駕制度。
更令人憂心的，是整起事件背後所展現出的權力傲慢。這種傲慢，不一定表現在對案件施壓，而是藏在「我可以決定事情怎麼被定義」、「我可以替社會下結論」的態度裡。當政治人物習慣以私下協調取代公開負責，用話語權掩蓋制度程序，久而久之，法律就淪為裝飾，正義也只對沒有背景的人生效。
身為立法委員，甚至是未來有意競逐高雄市長大位的參選人，理應最清楚制度存在的價值，也更應該主動避嫌、自我約束，接受比一般人更嚴格的標準。但若在面對兒少保護議題時，選擇的是最低成本的危機處理，而不是最高標準的公共責任，那已不只是處事手法的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全面破產。
政治人物可以犯錯，但不能踐踏制度；可以心疼自己的孩子，但不能因此忽視、犧牲別人的孩子。當權力開始向社會傳遞一個訊息：「只要背景夠好，任何事情都能轉彎」，那才是真正危險的時刻。
如果連這樣最基本的分際都分不清，連兒童權益都能被如此輕率帶過，那麼，是否還有資格坐在立法院裡，高談民主、正義與法治？甚至更進一步，擔任未來更大的市長位置，向下一代傳達什麼樣的教育與價值？社會應該自有一把更嚴格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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