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光石火，目不暇給。兩大韓流天王玄彬、鄭雨盛針鋒對壘的《韓國製造》，短短六集，匯聚動作、犯罪、驚悚、政治、歷史等等元素，端上來一場陽剛味十足的震撼盛宴，開篇雷聲隆隆，結局出人意表，再加上兩位男神迥異以往的出格人設鋒芒，做為2026年追劇片單的重磅開門紅，當之無愧！
如果你以為《韓國製造》只是「玄彬很帥、鄭雨盛很酷」的商業娛樂式雙雄對決，那恐怕會錯過這部作品真正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
這不是一齣單純的犯罪劇，也不是正邪分明的英雄敘事，而更像是一封來自1970年代韓國的黑色請柬（入場券），邀請觀眾走進那個「經濟奇蹟」與「政治高壓」並存、秩序與暴力混雜生長的年代，親眼看見「國家」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
（以下部份劇透，請斟酌閱讀）
一場劫機，揭開整個時代的底牌。《韓國製造》的開場極具野心。1970年，日本史上第一起劫機事件在萬米高空爆發，日本赤軍派青年手持武士刀與假炸彈，高喊革命口號，試圖將飛機劫往北韓。
然而，真正掌控局勢的，卻不是政府談判專家，而是一名坐在角落、冷靜旁觀的「商人」白冀兌（玄彬 飾）。
這段改編自真實歷史事件的戲碼，幾乎在第一集就點明了整部劇的核心價值觀：在那個年代，理念、正義、甚至法律，都遠不如權力來得實際。白冀兌不但反過來「指導」劫機者如何塑造英雄形象、如何與政府談判，甚至大方送上價值九千萬日圓的毒品作為「革命資金」。
直到最後反轉揭曉：他其實並不是商人，而是韓國中央情報部（KCIA）的特工。這場劫機戲才真正完成它的象徵意義：革命者不過是棋子，而棋盤，從一開始就握在國家暴力手中。
比反派更可怕的，是體制本身。要真正讀懂《韓國製造》，就不能忽略它所處的歷史語境。1970年代的韓國，一邊是「漢江奇蹟」高速發展的經濟神話，一邊則是朴正熙威權統治下的高壓政治。而位於這一切權力核心的，正是KCIA，一個名義上仿效美國CIA，實際上卻凌駕於司法、行政之上的怪物機構。在這個體制裡，法律不是界線，而是工具；犯罪不是問題，失控才是。
主角白冀兌正是這套體制下最完美的產物。他不迷信意識形態，也不相信制度正義，他只相信「掌控」。從操縱釜山最大黑幫「滿材派」，到打通日本毒品銷路，他的野心從來不只是做個保護傘，而是成為地下秩序的真正設計師。
雙雄對決，其實是兩種「正義觀」的衝撞。與白冀兌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釜山檢察官張健榮（鄭雨盛 飾）。在1970年代的韓國，檢察官尚未擁有後來民主化後那樣膨脹的權力，他們被政權利用，也同時被體制限制。張健榮正站在這樣的歷史夾縫中，他相信法律，卻不得不在灰色地帶行走；他想要正義，卻發現正義本身沒有自保能力。
兩人的對決，表面上是貪腐特工對抗執著檢察官，實際上卻是「權力式正義」與「理想式正義」劍拔弩張的全面碰撞。而劇集最殘酷、也最誠實的地方在於：它並沒有讓理想者獲勝。
「壞人贏了」，才是最貼近歷史的結局。《韓國製造》第一季最令人震撼的，不是誰死了，而是誰活下來了。在層層反轉與權力交易後，張健榮鋃鐺入獄，真相被掩埋，替罪羊就位；而白冀兌不但全身而退，還成功晉升為情報局首爾分局局長，站上權力更核心的位置。
這樣的結局，對習慣「正義必勝」敘事的觀眾來說或許殘酷，卻無比符合那個年代的真實邏輯，在弱肉強食的威權體制中，權力是自我保護的必要條件，卻從來不是正義的保證。
雖然《韓國製造》質感與敘事都屬上乘，但它的觀劇門檻也不低。對不熟悉韓國1970年代政治生態與KCIA歷史的觀眾而言，許多情節可能顯得晦澀。角色之間的權力關係、制度背景，若無一定理解，容易錯過劇集的深層意涵。然而，這也正是該劇的野心所在，它不僅是娛樂作品，更是歷史寓言。透過懸疑劇的形式，讓觀眾重新思考「正義」與「權力」的本質。
要真正理解《韓國製造》，必須放回當時的歷史脈絡。朴正熙政權下，韓國一方面以「漢江奇蹟」快速崛起，另一方面卻陷入高壓統治。KCIA作為總統的私人武器，凌駕於所有政府部門之上，既是情報機構，也是暴力機器。
劇中時間點大約落在1972年朴正熙第三次選舉前後。1975年政府發動全國禁毒運動，1976年更頒布《大麻控制法》，以死刑作為威懾。到了1990年代，韓國甚至被譽為「毒品清淨國」。因此，《韓國製造》選擇描繪的是禁毒政策尚未全面落實前的混亂時期，毒品氾濫、黑幫橫行，正好成為劇情的舞台。
這些歷史細節，讓劇情更具厚度，也讓觀眾理解角色的動機。張健榮作為檢察官，雖然握有偵查與起訴權，但在威權體制下仍受制於軍政府，最終決策權掌握在總統與情報機構手中。這種制度性的壓迫，讓他的正義顯得孤立無援。
電影級製作，服務的是時代，而不只是明星，並沒有淪為炫技。《韓國製造》製作費高達700億韓元，導演禹民鎬完全以電影規格拍攝。劇組遠赴日本、泰國取景，細節處精雕細琢，力求還原時代氛圍。禹民鎬延續《南山的部長們》的美學路線，透過光影設計精準區分角色立場：白冀兌總在明亮、刺眼的陽光下現身，象徵他毫不掩飾的權力慾望；張健榮則多半身處陰影，彷彿一開始就注定走向失敗。
玄彬收起以往的浪漫氣質，將「白冀兌」演成一個優雅、冷酷、極度理性的權力動物；鄭雨盛則用近乎偏執的表演，撐起一個註定被體制吞噬的孤獨正義者。
什麼才是真正的「韓國製造」？當劇名《韓國製造》反覆被提起，它其實並不只是在指毒品、金錢或政治陰謀。它問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一個國家，是如何在歷史、權力與犧牲之中，被一步步「製造」出來的？是白冀兌手中的冰毒？還是張健榮心中那團始終無法熄滅、卻也無法自救的正義之火？也許答案，正如這部劇所呈現的那樣殘酷：在那個年代，活下來的人，才有資格定義歷史。而這，正是《韓國製造》最黑暗詭譎、也最殘酷迷人的地方。
然而，《韓國製造》真正令人不安之處，並不只在於「壞人贏了」，而在於它毫不粉飾地提醒我們：那並不是一個例外，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必然。
從歷史的角度回看，《韓國製造》所描繪的並非單一人物的道德沉淪，而是一整套權力結構的自我複製機制。白冀兌之所以能一路爬升，並非因為他比別人更殘忍，而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看清體制的運作邏輯：在威權年代，忠誠永遠比清白重要，成果永遠比過程重要。只要能替權力創造穩定、資金與秩序，道德瑕疵便能被視而不見，甚至被合理化。白冀兌不是背叛國家的人，他恰恰是「最符合國家需求」的那種人。他並非體制的破壞者，而是最擅長理解並執行體制意志的操作者。於是，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線被刻意模糊，道德判斷則被效率與成果取代。
相對之下，張健榮的失敗，也並非因為他不夠聰明或不夠努力，而是因為他始終相信制度內部仍存在可以修補的縫隙。張健榮所代表的司法正義，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中顯得格外脆弱。他以為真相能夠交換正義，卻沒意識到，在那個年代，真相本身就是一種多餘的存在。當法律被權力挾持，正義便失去了自我保護的能力，只能成為被犧牲的對象。張健榮的失敗，並非能力不足，而是他所信奉的制度前提，在當時尚未成立。
更殘酷的是，劇集並未將這場對決簡化為「個人恩怨」，而是不斷透過層層上位者的身影提醒觀眾：白冀兌之上，永遠還有白冀兌。權力不需要完美的工具，只需要隨時可以替換的工具。也正因此，這個故事即便暫告段落，卻從未真正結束。
回望歷史，我們都知道，韓國在十多年後迎來民主化，軍政府瓦解，檢察官權力重新洗牌，許多曾經不可一世的名字最終鋃鐺入獄。但《韓國製造》選擇停在那個「尚未清算」的時間點，反而更誠實地呈現了歷史的真相：正義從來不是自然到來的結果，而是必須付出長時間、巨大代價才能換得的遲來之物。
也正因如此，《韓國製造》並不只是回顧一段黑暗歷史，而是在提醒當代觀眾：當我們回望那些曾被歌頌的經濟奇蹟與國家敘事時，是否也願意直視那些被掩埋在成長神話底下的犧牲與沉默？在這個意義上，這不只是一部關於1970年代的戲，而是一部始終指向現在的作品。
對台灣觀眾而言，這部劇除了娛樂性，更提供了一個觀照歷史的窗口。它提醒我們，權力如何塑造社會，正義如何在體制中掙扎。當我們追看劇中人物的命運時，也不妨回頭思考：在我們的時代裡，什麼才是真正的「製造」？
●作者：柯志遠／作家、資深媒體人、知名娛樂評論家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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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齣單純的犯罪劇，也不是正邪分明的英雄敘事，而更像是一封來自1970年代韓國的黑色請柬（入場券），邀請觀眾走進那個「經濟奇蹟」與「政治高壓」並存、秩序與暴力混雜生長的年代，親眼看見「國家」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
一場劫機，揭開整個時代的底牌。《韓國製造》的開場極具野心。1970年，日本史上第一起劫機事件在萬米高空爆發，日本赤軍派青年手持武士刀與假炸彈，高喊革命口號，試圖將飛機劫往北韓。
然而，真正掌控局勢的，卻不是政府談判專家，而是一名坐在角落、冷靜旁觀的「商人」白冀兌（玄彬 飾）。
這段改編自真實歷史事件的戲碼，幾乎在第一集就點明了整部劇的核心價值觀：在那個年代，理念、正義、甚至法律，都遠不如權力來得實際。白冀兌不但反過來「指導」劫機者如何塑造英雄形象、如何與政府談判，甚至大方送上價值九千萬日圓的毒品作為「革命資金」。
直到最後反轉揭曉：他其實並不是商人，而是韓國中央情報部（KCIA）的特工。這場劫機戲才真正完成它的象徵意義：革命者不過是棋子，而棋盤，從一開始就握在國家暴力手中。
比反派更可怕的，是體制本身。要真正讀懂《韓國製造》，就不能忽略它所處的歷史語境。1970年代的韓國，一邊是「漢江奇蹟」高速發展的經濟神話，一邊則是朴正熙威權統治下的高壓政治。而位於這一切權力核心的，正是KCIA，一個名義上仿效美國CIA，實際上卻凌駕於司法、行政之上的怪物機構。在這個體制裡，法律不是界線，而是工具；犯罪不是問題，失控才是。
主角白冀兌正是這套體制下最完美的產物。他不迷信意識形態，也不相信制度正義，他只相信「掌控」。從操縱釜山最大黑幫「滿材派」，到打通日本毒品銷路，他的野心從來不只是做個保護傘，而是成為地下秩序的真正設計師。
雙雄對決，其實是兩種「正義觀」的衝撞。與白冀兌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釜山檢察官張健榮（鄭雨盛 飾）。在1970年代的韓國，檢察官尚未擁有後來民主化後那樣膨脹的權力，他們被政權利用，也同時被體制限制。張健榮正站在這樣的歷史夾縫中，他相信法律，卻不得不在灰色地帶行走；他想要正義，卻發現正義本身沒有自保能力。
兩人的對決，表面上是貪腐特工對抗執著檢察官，實際上卻是「權力式正義」與「理想式正義」劍拔弩張的全面碰撞。而劇集最殘酷、也最誠實的地方在於：它並沒有讓理想者獲勝。
「壞人贏了」，才是最貼近歷史的結局。《韓國製造》第一季最令人震撼的，不是誰死了，而是誰活下來了。在層層反轉與權力交易後，張健榮鋃鐺入獄，真相被掩埋，替罪羊就位；而白冀兌不但全身而退，還成功晉升為情報局首爾分局局長，站上權力更核心的位置。
這樣的結局，對習慣「正義必勝」敘事的觀眾來說或許殘酷，卻無比符合那個年代的真實邏輯，在弱肉強食的威權體制中，權力是自我保護的必要條件，卻從來不是正義的保證。
雖然《韓國製造》質感與敘事都屬上乘，但它的觀劇門檻也不低。對不熟悉韓國1970年代政治生態與KCIA歷史的觀眾而言，許多情節可能顯得晦澀。角色之間的權力關係、制度背景，若無一定理解，容易錯過劇集的深層意涵。然而，這也正是該劇的野心所在，它不僅是娛樂作品，更是歷史寓言。透過懸疑劇的形式，讓觀眾重新思考「正義」與「權力」的本質。
要真正理解《韓國製造》，必須放回當時的歷史脈絡。朴正熙政權下，韓國一方面以「漢江奇蹟」快速崛起，另一方面卻陷入高壓統治。KCIA作為總統的私人武器，凌駕於所有政府部門之上，既是情報機構，也是暴力機器。
劇中時間點大約落在1972年朴正熙第三次選舉前後。1975年政府發動全國禁毒運動，1976年更頒布《大麻控制法》，以死刑作為威懾。到了1990年代，韓國甚至被譽為「毒品清淨國」。因此，《韓國製造》選擇描繪的是禁毒政策尚未全面落實前的混亂時期，毒品氾濫、黑幫橫行，正好成為劇情的舞台。
這些歷史細節，讓劇情更具厚度，也讓觀眾理解角色的動機。張健榮作為檢察官，雖然握有偵查與起訴權，但在威權體制下仍受制於軍政府，最終決策權掌握在總統與情報機構手中。這種制度性的壓迫，讓他的正義顯得孤立無援。
電影級製作，服務的是時代，而不只是明星，並沒有淪為炫技。《韓國製造》製作費高達700億韓元，導演禹民鎬完全以電影規格拍攝。劇組遠赴日本、泰國取景，細節處精雕細琢，力求還原時代氛圍。禹民鎬延續《南山的部長們》的美學路線，透過光影設計精準區分角色立場：白冀兌總在明亮、刺眼的陽光下現身，象徵他毫不掩飾的權力慾望；張健榮則多半身處陰影，彷彿一開始就注定走向失敗。
玄彬收起以往的浪漫氣質，將「白冀兌」演成一個優雅、冷酷、極度理性的權力動物；鄭雨盛則用近乎偏執的表演，撐起一個註定被體制吞噬的孤獨正義者。
什麼才是真正的「韓國製造」？當劇名《韓國製造》反覆被提起，它其實並不只是在指毒品、金錢或政治陰謀。它問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一個國家，是如何在歷史、權力與犧牲之中，被一步步「製造」出來的？是白冀兌手中的冰毒？還是張健榮心中那團始終無法熄滅、卻也無法自救的正義之火？也許答案，正如這部劇所呈現的那樣殘酷：在那個年代，活下來的人，才有資格定義歷史。而這，正是《韓國製造》最黑暗詭譎、也最殘酷迷人的地方。
然而，《韓國製造》真正令人不安之處，並不只在於「壞人贏了」，而在於它毫不粉飾地提醒我們：那並不是一個例外，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必然。
從歷史的角度回看，《韓國製造》所描繪的並非單一人物的道德沉淪，而是一整套權力結構的自我複製機制。白冀兌之所以能一路爬升，並非因為他比別人更殘忍，而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看清體制的運作邏輯：在威權年代，忠誠永遠比清白重要，成果永遠比過程重要。只要能替權力創造穩定、資金與秩序，道德瑕疵便能被視而不見，甚至被合理化。白冀兌不是背叛國家的人，他恰恰是「最符合國家需求」的那種人。他並非體制的破壞者，而是最擅長理解並執行體制意志的操作者。於是，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線被刻意模糊，道德判斷則被效率與成果取代。
相對之下，張健榮的失敗，也並非因為他不夠聰明或不夠努力，而是因為他始終相信制度內部仍存在可以修補的縫隙。張健榮所代表的司法正義，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中顯得格外脆弱。他以為真相能夠交換正義，卻沒意識到，在那個年代，真相本身就是一種多餘的存在。當法律被權力挾持，正義便失去了自我保護的能力，只能成為被犧牲的對象。張健榮的失敗，並非能力不足，而是他所信奉的制度前提，在當時尚未成立。
更殘酷的是，劇集並未將這場對決簡化為「個人恩怨」，而是不斷透過層層上位者的身影提醒觀眾：白冀兌之上，永遠還有白冀兌。權力不需要完美的工具，只需要隨時可以替換的工具。也正因此，這個故事即便暫告段落，卻從未真正結束。
回望歷史，我們都知道，韓國在十多年後迎來民主化，軍政府瓦解，檢察官權力重新洗牌，許多曾經不可一世的名字最終鋃鐺入獄。但《韓國製造》選擇停在那個「尚未清算」的時間點，反而更誠實地呈現了歷史的真相：正義從來不是自然到來的結果，而是必須付出長時間、巨大代價才能換得的遲來之物。
也正因如此，《韓國製造》並不只是回顧一段黑暗歷史，而是在提醒當代觀眾：當我們回望那些曾被歌頌的經濟奇蹟與國家敘事時，是否也願意直視那些被掩埋在成長神話底下的犧牲與沉默？在這個意義上，這不只是一部關於1970年代的戲，而是一部始終指向現在的作品。
對台灣觀眾而言，這部劇除了娛樂性，更提供了一個觀照歷史的窗口。它提醒我們，權力如何塑造社會，正義如何在體制中掙扎。當我們追看劇中人物的命運時，也不妨回頭思考：在我們的時代裡，什麼才是真正的「製造」？
●作者：柯志遠／作家、資深媒體人、知名娛樂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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