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產業園區旁的湖口鳳凰社區，正被一股「移工日常」推著往前走，悄悄成為台灣多元社會的第一線。街上約八成是以菲律賓為主的東南亞移工，他們白天在科技廠與傳產支撐產線、撐起地方經濟，晚上下班後則把街區變成真正的生活圈。德國籍的「泰友教會」牧師長期深耕，透過宗教聚會、語言課與文化交流，把分散的移工需求串成支持網，也讓在地居民有機會在日常互動裡拆掉語言與文化的高牆；然而語言障礙、歧視與疫情時代留下的隔離感仍不時浮現，這場看似溫柔的社區轉型，其實也在考驗台灣能否走向共融共好。
清華大學永續與發展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炯志在節目《東南亞夯什麼》分享，在台灣新竹產業園區周邊的湖口鄉鳳凰社區，規劃之初就有一個在台灣工業區相對少見的設計，「在工業區裡面有一個住宅區」。而台灣過去30多年大量引進移工後，園區工作人口也從早期的台灣人、原住民，逐步轉為外籍移工，密度高到足以把街道「重新命名」。他提到，社區裡一條路被大家叫作「小菲律賓街」，另一條則更偏台灣人消費型態，被稱作「台灣街」，兩條街的日常分工，直接寫出人口結構的變化。
陳炯志說，過去湖口偏傳統產業，移工來源以泰國、越南較多；但近10多年隨著竹科企業外溢、科技業進駐，新竹產業園區的聘僱偏好出現轉向，菲律賓移工成為主力。他在節目中提到，以園區規模來看，菲律賓移工大概有8000多人，其他國籍多落在一、兩千人左右；這讓湖口在台灣眾多工業區中顯得格外「不一樣」，也成為他們投入田野與行動實踐的重要原因。
移工住哪裡、怎麼住，成了這座生活圈能否「長得健康」的關鍵。陳炯志分享，鳳凰社區周邊過去不少空地，如今因宿舍需求蓋起大量租屋與宿舍，有的直接整棟出租給仲介，有的由移工自行在外租屋。科技業因接軌國際供應鏈規範，宿舍管理相對更人性化，例如門禁限制較少、進出更自由，也讓一部分移工選擇不住公司宿舍、改在外租屋追求生活品質。這些因素疊加，才會出現下班後逛街消費、路上很自在的街景，甚至把移工的「生活」從工廠裡釋放到社區裡。
不同於台北車站周邊、東協廣場或中山北路那種以「週末消費」為主的移工聚點，陳炯志強調，湖口的關鍵在於「移工平常就住在這裡」。因此社群支持系統也更貼近日常需求，信仰與教會就是其中一條重要支線。節目提到的「泰友教會」起源於一對德國夫婦20多年前看見泰國移工處境後募資成立，如今在台灣西部北中南有十多個小據點；隨著德籍神職人員準備退休返國，教會也迎來泰國籍牧師一家到湖口牧會。陳炯志說，跨語言、跨文化的摩擦不是只有移工會遇到，牧師的小孩進入在地國小就讀，同樣面臨適應，反而讓在地合作有了更多「一起解題」的契機，不是誰去幫誰，而是大家都在學著如何共處。
陳炯志分享，在地共生很多時候是靠一點一滴的互信磨出來。他們嘗試把原本可能造成摩擦的公共空間使用，轉成可協商的共同規範，例如透過泰友教會與在地學校串起合作，讓牧師以足球專長帶小學生訓練，也替泰國與越南移工辦足球賽。過去移工可能自行到校園踢球，學校往往只在週一上課後才發現環境被弄亂，如今改以團體合作方式，活動前先整理廁所與環境，結束後再把場地恢復，幾次下來雙方逐漸形成一套可預期、可遵守的默契，讓「共享」不再只是口號，而是可運作的日常。
更有趣的是，融合不只發生在活動場上，也發生在生意裡。陳炯志舉例，當地一間拉亞漢堡因加入能說流利菲律賓語的菲律賓二代，店內播放菲律賓音樂，營造「很歡迎菲律賓」的氛圍，讓原本以台灣客群為主的早餐店，長出另外一種不同新的商機或生機。從球場到餐桌，社區開始出現更多可被看見的交會點。
在節目中也談到供應鏈的責任要求。陳炯志提到，許多科技大廠與其供應鏈近年面對責任商業聯盟（RBA）等規範，核心精神之一是避免「血汗供應鏈」，尤其外籍移工被視為更容易受傷害的群體，因此在招募費用、宿舍管理等面向被要求更嚴格；其中最難的是「返還仲介費」議題，因為移工跨境來台往往需先支付一筆不小的招募費，而在「雇主付費」的原則下，企業必須把移工曾經支付的費用退回。
陳炯志直言，資源較多、議價能力較強的科技大廠，通常比較有空間跟仲介端談判、逐步吸收成本，甚至建立長期的合規制度；但越往下游走到零組件供應商、外包廠或傳統產業，利潤薄、管理能量有限，面對「要退費、要改流程、還要被查核」的壓力，往往不容易跟上。當整條供應鏈的合規程度出現斷層，風險就可能在最末端累積，不是被迫退出訂單，就是把成本擠壓到更不透明的角落，反而讓移工處境更難被看見，也讓企業與地方社區一起承受後座力。
陳炯志認為，鳳凰社區可以視為台灣社會變貌的早期樣本。疫情解封後東南亞移工回流與增長，在東亞各國都同步發生，移工不只是產線上的人力，也愈來愈是社區的居住者與消費者。
當湖口鳳凰社區的街道在夜色中愈來愈像「小菲律賓」、學校球場也能被安心共享，台灣要面對移工不是來去匆匆的臨時角色，而是正在參與塑造地方生活的人。接下來要拚的，除了產業還要有人。讓制度不只停在稽核表格上、讓社區不必靠個別熱心者撐起互信，才能把這座工業區旁的生活圈，真正變成台灣走向多元共好的可複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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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志說，過去湖口偏傳統產業，移工來源以泰國、越南較多；但近10多年隨著竹科企業外溢、科技業進駐，新竹產業園區的聘僱偏好出現轉向，菲律賓移工成為主力。他在節目中提到，以園區規模來看，菲律賓移工大概有8000多人，其他國籍多落在一、兩千人左右；這讓湖口在台灣眾多工業區中顯得格外「不一樣」，也成為他們投入田野與行動實踐的重要原因。
移工住哪裡、怎麼住，成了這座生活圈能否「長得健康」的關鍵。陳炯志分享，鳳凰社區周邊過去不少空地，如今因宿舍需求蓋起大量租屋與宿舍，有的直接整棟出租給仲介，有的由移工自行在外租屋。科技業因接軌國際供應鏈規範，宿舍管理相對更人性化，例如門禁限制較少、進出更自由，也讓一部分移工選擇不住公司宿舍、改在外租屋追求生活品質。這些因素疊加，才會出現下班後逛街消費、路上很自在的街景，甚至把移工的「生活」從工廠裡釋放到社區裡。
不同於台北車站周邊、東協廣場或中山北路那種以「週末消費」為主的移工聚點，陳炯志強調，湖口的關鍵在於「移工平常就住在這裡」。因此社群支持系統也更貼近日常需求，信仰與教會就是其中一條重要支線。節目提到的「泰友教會」起源於一對德國夫婦20多年前看見泰國移工處境後募資成立，如今在台灣西部北中南有十多個小據點；隨著德籍神職人員準備退休返國，教會也迎來泰國籍牧師一家到湖口牧會。陳炯志說，跨語言、跨文化的摩擦不是只有移工會遇到，牧師的小孩進入在地國小就讀，同樣面臨適應，反而讓在地合作有了更多「一起解題」的契機，不是誰去幫誰，而是大家都在學著如何共處。
陳炯志分享，在地共生很多時候是靠一點一滴的互信磨出來。他們嘗試把原本可能造成摩擦的公共空間使用，轉成可協商的共同規範，例如透過泰友教會與在地學校串起合作，讓牧師以足球專長帶小學生訓練，也替泰國與越南移工辦足球賽。過去移工可能自行到校園踢球，學校往往只在週一上課後才發現環境被弄亂，如今改以團體合作方式，活動前先整理廁所與環境，結束後再把場地恢復，幾次下來雙方逐漸形成一套可預期、可遵守的默契，讓「共享」不再只是口號，而是可運作的日常。
更有趣的是，融合不只發生在活動場上，也發生在生意裡。陳炯志舉例，當地一間拉亞漢堡因加入能說流利菲律賓語的菲律賓二代，店內播放菲律賓音樂，營造「很歡迎菲律賓」的氛圍，讓原本以台灣客群為主的早餐店，長出另外一種不同新的商機或生機。從球場到餐桌，社區開始出現更多可被看見的交會點。
在節目中也談到供應鏈的責任要求。陳炯志提到，許多科技大廠與其供應鏈近年面對責任商業聯盟（RBA）等規範，核心精神之一是避免「血汗供應鏈」，尤其外籍移工被視為更容易受傷害的群體，因此在招募費用、宿舍管理等面向被要求更嚴格；其中最難的是「返還仲介費」議題，因為移工跨境來台往往需先支付一筆不小的招募費，而在「雇主付費」的原則下，企業必須把移工曾經支付的費用退回。
陳炯志直言，資源較多、議價能力較強的科技大廠，通常比較有空間跟仲介端談判、逐步吸收成本，甚至建立長期的合規制度；但越往下游走到零組件供應商、外包廠或傳統產業，利潤薄、管理能量有限，面對「要退費、要改流程、還要被查核」的壓力，往往不容易跟上。當整條供應鏈的合規程度出現斷層，風險就可能在最末端累積，不是被迫退出訂單，就是把成本擠壓到更不透明的角落，反而讓移工處境更難被看見，也讓企業與地方社區一起承受後座力。
陳炯志認為，鳳凰社區可以視為台灣社會變貌的早期樣本。疫情解封後東南亞移工回流與增長，在東亞各國都同步發生，移工不只是產線上的人力，也愈來愈是社區的居住者與消費者。
當湖口鳳凰社區的街道在夜色中愈來愈像「小菲律賓」、學校球場也能被安心共享，台灣要面對移工不是來去匆匆的臨時角色，而是正在參與塑造地方生活的人。接下來要拚的，除了產業還要有人。讓制度不只停在稽核表格上、讓社區不必靠個別熱心者撐起互信，才能把這座工業區旁的生活圈，真正變成台灣走向多元共好的可複製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