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語、印尼語、越南語與泰語標語在台北街頭交錯高舉,訴求卻指向同一個關鍵詞「廢除工作年限」。2025年12月,近千名在台移工與台灣民眾走上街頭,反對藍領移工累計12年就得被迫離境的制度,正式將「被困住的自由」端上檯面。國立清華大學永續與發展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炯志,從台韓對比梳理這場遊行背後的結構問題,指出當社會高度依賴移工,卻用僵硬的年限與轉換規則鎖住他們的選擇,看似管理,實際上消耗整體勞動市場的韌性與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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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亞夯什麼》節目中,陳炯志回顧了台灣移工政策的歷史脈絡。自1992年依據《就業服務法》開放引進以來,早期聘僱期限極短,最初僅有一年,隨後因勞動力缺口不斷擴大,才逐年放寬為「一加一」的兩年制,進而延續至三年的循環,演變成目前的12年上限。這種制度背後的邏輯,反映出政府最初僅將移工視為「隨用隨棄」的工具,卻忽略了台灣社會對這類勞動力的依賴已達到無法割捨的程度。

陳炯志強調,當移工在台工作超過十年、技術與語言能力都達到高峰時,制度卻強迫他們斷裂現有的人生回國,這不僅對個人造成恐慌,更衍生出巨大的剝削弊端。例如,許多移工為了留下來,即便面對仲介索取高達5萬、10萬元的「買工費」或轉換手續費,也只能含淚吞下,這正是制度設計不當所誘發的人性試煉。

根據移民署與公民團體統計,目前在台移工主要來自越南、印尼、菲律賓與泰國,僅這四國的藍領與看護人數就已超過81萬人;若加上專業人才與移民,整體在台外籍工作人口估計突破119萬,比例已接近韓國等競爭國家。當社會長期仰賴移工支撐照護、製造與養殖等吃重工作,卻又以12年年限將人「用完即請離場」,遊行團體才憤而以「免洗勞動力」比喻當前制度,質疑台灣在享受移工青春與勞力的同時,卻幾乎不必面對他們的老年保障與家庭團聚權利。

遊行文宣點出,當藍領移工被限制只能工作12年,想留下來就必須倚賴雇主願不願意開口申請中階資格,一旦拒絕,人就得回國重頭來過。陳炯志認為,若移工已經證明自己有穩定工作能力,也在台繳稅、付房租、顧長照,社會與產業都高度需要這些人,制度卻在年限到點時把人逼入「回國或變成失聯」的二選一,這種設計本身就是風險來源,而非單純管理問題。

將鏡頭轉向韓國,陳炯志指出,台韓兩國雖同樣在80年代經濟起飛後引進大量外勞,制度路線卻截然不同。韓國早年採用引發國際批評的「研修生」模式,自2004年起改採「僱用許可制」(EPS),由政府與16個勞力輸出國簽署協議,直接以公權力媒合雇主與移工,排除商業仲介。雖然韓國移工的一般工作年限理論上比台灣更短,但因官方扮演主要媒合者,移工社群多依國籍聚居,生活脈絡與台灣那種由仲介決定住處的景象大異其趣。


然而,韓國也非全然無虞,截至2024年,當地有無證移民約39萬人,其中許多是因簽證到期而失去身分的勞工。隨著今年韓國加強取締期間發生越南移工逃跑致死事件,「合法化無證移工」成為韓國遊行的重要訴求,也逼使社會面對「勞動需求確實存在」的現實


回頭檢視台灣的「失聯移工」問題,陳炯志分享他在台中教會擔任志工的經驗,發現目前的轉換規定極為嚴苛。非移工過失的解約,僅有60天可以完成雇主轉換,否則就得離境。這兩個月對於正處於工傷療癒或法律爭議中的人來說極其短暫,導致許多人乾脆選擇「不回去」,在期限一到便消失在體制中。以菲律賓移工為例,回國再申請的費用相對較低,部分人會選擇回國再來;但越南移工的招募費可能高達10多萬甚至20萬元,若加上每月仲介費,等於要重新背負巨債,這正是為何有人寧願冒險打黑工也不願離境的經濟誘因。


近年電子、成衣與腳踏車產業相繼遭國際審視,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等跨國聯盟強調「雇主付費」原則,要求企業不得向移工收取招募費。台灣紡織業在國際壓力下已開始承諾負擔全額招募費;腳踏車大廠巨大集團也曾因高額招募費爭議面臨美國海關扣留令,隨後宣布全面實施「零招募費政策」,同業美利達亦跟進補償方案。這些案例提醒台灣業者,移工權益早已不只是道德問題,更直接牽動出口市場與競爭力。


陳炯志警告,台灣已不再具備20年前那種「非來不可」的吸引力。他在越南訪談時發現,優秀勞工若同時錄取韓國與台灣,通常會毫不猶豫選擇韓國,因為那裡提供更人性化的待遇與保障。若台灣不改善住宿、招募費支付等結構問題,未來產品出口至德、法或美洲時將面臨巨大阻礙。此外,相較於韓國教會積極推動移工二代受教權,台灣對移工家庭權利的討論仍顯貧乏。


從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如果國家一方面愈來愈依賴移工,另一方面卻把他們視為可以隨時替換的「外包筋骨」,長期下來受損的不只移工人生,也包括本地勞工的職場條件,以及台灣在國際供應鏈中的位置。當韓國、日本甚至歐洲國家都將改善移工處境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一環時,台灣社會的提問也許該從要讓移工待多久,轉向要如何與這群早已在此生活工作的人,一起打造更公平也更具吸引力的勞動環境。廢除工作年限的爭論,正是這場大型對話的一個入口。

將鏡頭轉向韓國,陳炯志指出,台韓兩國雖同樣在80年代經濟起飛後引進大量外勞,制度路線卻截然不同。韓國早年採用引發國際批評的「研修生」模式,自2004年起改採「僱用許可制」(EPS),由政府與16個勞力輸出國簽署協議,直接以公權力媒合雇主與移工,排除商業仲介。雖然韓國移工的一般工作年限理論上比台灣更短,但因官方扮演主要媒合者,移工社群多依國籍聚居,生活脈絡與台灣那種由仲介決定住處的景象大異其趣。

然而,韓國也非全然無虞,截至2024年,當地有無證移民約39萬人,其中許多是因簽證到期而失去身分的勞工。隨著今年韓國加強取締期間發生越南移工逃跑致死事件,「合法化無證移工」成為韓國遊行的重要訴求,也逼使社會面對「勞動需求確實存在」的現實

回頭檢視台灣的「失聯移工」問題,陳炯志分享他在台中教會擔任志工的經驗,發現目前的轉換規定極為嚴苛。非移工過失的解約,僅有60天可以完成雇主轉換,否則就得離境。這兩個月對於正處於工傷療癒或法律爭議中的人來說極其短暫,導致許多人乾脆選擇「不回去」,在期限一到便消失在體制中。以菲律賓移工為例,回國再申請的費用相對較低,部分人會選擇回國再來;但越南移工的招募費可能高達10多萬甚至20萬元,若加上每月仲介費,等於要重新背負巨債,這正是為何有人寧願冒險打黑工也不願離境的經濟誘因。

近年電子、成衣與腳踏車產業相繼遭國際審視,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等跨國聯盟強調「雇主付費」原則,要求企業不得向移工收取招募費。台灣紡織業在國際壓力下已開始承諾負擔全額招募費;腳踏車大廠巨大集團也曾因高額招募費爭議面臨美國海關扣留令,隨後宣布全面實施「零招募費政策」,同業美利達亦跟進補償方案。這些案例提醒台灣業者,移工權益早已不只是道德問題,更直接牽動出口市場與競爭力。

陳炯志警告,台灣已不再具備20年前那種「非來不可」的吸引力。他在越南訪談時發現,優秀勞工若同時錄取韓國與台灣,通常會毫不猶豫選擇韓國,因為那裡提供更人性化的待遇與保障。若台灣不改善住宿、招募費支付等結構問題,未來產品出口至德、法或美洲時將面臨巨大阻礙。此外,相較於韓國教會積極推動移工二代受教權,台灣對移工家庭權利的討論仍顯貧乏。

從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如果國家一方面愈來愈依賴移工,另一方面卻把他們視為可以隨時替換的「外包筋骨」,長期下來受損的不只移工人生,也包括本地勞工的職場條件,以及台灣在國際供應鏈中的位置。當韓國、日本甚至歐洲國家都將改善移工處境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一環時,台灣社會的提問也許該從要讓移工待多久,轉向要如何與這群早已在此生活工作的人,一起打造更公平也更具吸引力的勞動環境。廢除工作年限的爭論,正是這場大型對話的一個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