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仍試圖將 2026 年 2 月 8 日的泰國大選解讀為一次「正常的政黨輪替」，或單純視為民主競爭的結果，這樣的理解，恐怕低估了權力結構在當代泰國政治中的實際運作方式。
這場選舉真正揭示的，並非哪個政黨更擅長選舉動員，而是一個更為關鍵、也更為殘酷的事實：泰國的建制派（深層體內制）已經進化到在不依賴軍事政變、不動用橡皮圖章式的參議院，甚至不需要軍人作為政治門面的情況下，仍能穩定贏得選舉，並順利組成政府。
本文所稱的「深層體制」，係指由王室體系、官僚—軍事網絡、司法機構與地方政治菁英所構成的非選舉權力聯盟。這不是一場選舉的結束，而是一場深層體制透過選票完成的、不流血的制度化政變。
▲泰國現任總理阿努廷（Anutin Charnvirakul）領導的泰自豪黨（Bhumjaithai Party）初步在國會選舉勝出。（圖／路透社／達志影像） ◾️真正的贏家不是政黨，而是體制
從表面數字來看，最大贏家無疑是泰自豪黨，在 500 席國會中取得 194 席，明顯領先人民黨與為泰黨。然而，真正鞏固權力的，並非任何單一政黨，而是長期被視為「非民選權力核心」的深層體制本身。
這場勝利標誌著一個關鍵轉折：建制派已完成從「非常政治」向「選舉政治」的結構性轉型。
在此模式下，不再需要軍人出面承擔合法性風險，王室體系亦無須站上輿論前線。政治衝突、選舉動員與資源分配，被全面包裝進一套形式上符合民主程序的制度架構中。而這套制度，已被證明具有高度的可控性。
◾️「藍血經紀人」：溫和卻危險的代理人
阿努廷的勝利，並非源於個人魅力，而在於其政治功能的高度適配性。作為深層體制的代理人，他具備三項關鍵特質。
首先，他不具威權象徵性。作為非軍人政治人物，他成功避免了過去軍政府所承擔的合法性負擔。
其次，他具備高度地方滲透力。透過大麻合法化與醫療補助等政策，將國家政策轉化為地方派系可實際動員的利益，並結合預算與行政資源，形成穩固的地方政治網絡。
第三，他能靈活操作民族主義敘事，在邊境衝突與國家安全議題上，為深層體制建立情緒上的防火牆。
透過正式制度，阿努廷得以將地方門閥的支持與利益，制度化地轉化為王室與軍方核心可控的政治資源；而深層體制則藉由這位「經紀人」，在議會與內閣中完成權力與利益的嵌入。其結果是：選票的總量得以擴張，但權力的總量並未被稀釋。阿努廷的角色，是將深層體制的利益「民意化」，讓權力的延伸不再顯得突兀。
▲泰國人民黨黨魁納塔蓬召開記者會，宣布接受選舉結果，準備擔任在野黨。（圖／翻攝自Thairath） ◾️紅橘的危機：不是輸給對手，而是被體制分別處置
為泰黨：被吸收的反對派
為泰黨的挫敗，並不戲劇化，也不悲壯。其根本問題，不在於票數，而在於政治角色的消失。
它不再是唯一的反建制代表，不再能壟斷地方政治資源，也不再對核心權力結構提出制度性挑戰。76 席的結果說明了一件事：為泰黨仍然存在，卻已不再不可或缺。
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為泰黨逐漸從「體制的挑戰者」，轉化為「體制的裝潢師」，為建制派主導的內閣增添一層有限的民意正當性。
人民黨：道德勝利的政治困境
相較之下，人民黨的處境更為嚴峻。116 席的成績，在數字上亮眼，卻未能轉化為任何實質的政治影響力。
在泰國政治中，價值上的正確，並不必然等同於制度內的有效性。即便在曼谷等都會區取得壓倒性支持，仍難以擊穿地方派系所構築的政治壁壘；清晰的改革立場，亦難以轉化為組閣談判的籌碼；而拒絕妥協，本身並不足以迫使對手讓步。
從未來前進黨、前進黨到人民黨的演變，顯示出一個結構性困境：改革派可以在道德與世代認同上贏得支持，卻在制度運作中逐步被邊緣化。「人民黨贏得了曼谷，卻輸給了國家的牆與地方的網。」
◾️最致命的不是敗選，而是「雙重封鎖」
這場大選完成的，並非單次政黨勝負，而是對民主陣營的雙重限制。
在選舉制度內，民主派已難再以制度性不公作為主要解釋框架。泰自豪黨即便未依賴過去由參議院主導的總理推選機制，仍取得壓倒性優勢，顯示建制派已能在既有制度中自行複製勝利。
在選舉制度外，修憲公投的通過同樣值得警惕。這並未全面擴張民主空間，而是重新界定了哪些政治力量被視為「可被選擇的競爭者」。這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條件化」。修憲公投的通過，與其說是給民主開了後門，不如說是給體制加了保險：這場公投表面上是民主進程，實質上卻是透過高門檻（如三分之一參議員同意權的變相留存）來「過濾」未來的競爭者，確保未來的任何變革都在可控的軌道上運行。
◾️當穩定成為唯一責任：沒有退路的體制勝算
在拉瑪十世時代，泰國政治已從依賴軍事政變的「硬性威權」，轉向透過選舉可控性與代理人制度維繫的「韌性威權」。2026 年大選，正是此一轉型的具體展現。
泰國深層體制並未否定民主，而是選擇將其吸納、改造並加以利用。透過阿努廷這位「藍血經紀人」，街頭抗爭與政體危機被轉化為一場可預測、可管理的點票過程。
然而，這場近乎完美的勝利，同時隱含著最大的風險。當體制封鎖了所有制度內的改良出口，也就失去了轉移責任與尋找替罪羔羊的空間。當選舉不再是社會不滿的壓力閥，而僅是權力的複印機時，體制所累積的風險，將不再以制度可預期的形式出現。
歷史反覆顯示，最穩固的體制，往往崩塌於它最密不透風的時刻：因為在那之前，所有可被吸收的不滿，都已被吸收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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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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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稱的「深層體制」，係指由王室體系、官僚—軍事網絡、司法機構與地方政治菁英所構成的非選舉權力聯盟。這不是一場選舉的結束，而是一場深層體制透過選票完成的、不流血的制度化政變。
從表面數字來看，最大贏家無疑是泰自豪黨，在 500 席國會中取得 194 席，明顯領先人民黨與為泰黨。然而，真正鞏固權力的，並非任何單一政黨，而是長期被視為「非民選權力核心」的深層體制本身。
這場勝利標誌著一個關鍵轉折：建制派已完成從「非常政治」向「選舉政治」的結構性轉型。
在此模式下，不再需要軍人出面承擔合法性風險，王室體系亦無須站上輿論前線。政治衝突、選舉動員與資源分配，被全面包裝進一套形式上符合民主程序的制度架構中。而這套制度，已被證明具有高度的可控性。
◾️「藍血經紀人」：溫和卻危險的代理人
阿努廷的勝利，並非源於個人魅力，而在於其政治功能的高度適配性。作為深層體制的代理人，他具備三項關鍵特質。
首先，他不具威權象徵性。作為非軍人政治人物，他成功避免了過去軍政府所承擔的合法性負擔。
其次，他具備高度地方滲透力。透過大麻合法化與醫療補助等政策，將國家政策轉化為地方派系可實際動員的利益，並結合預算與行政資源，形成穩固的地方政治網絡。
第三，他能靈活操作民族主義敘事，在邊境衝突與國家安全議題上，為深層體制建立情緒上的防火牆。
透過正式制度，阿努廷得以將地方門閥的支持與利益，制度化地轉化為王室與軍方核心可控的政治資源；而深層體制則藉由這位「經紀人」，在議會與內閣中完成權力與利益的嵌入。其結果是：選票的總量得以擴張，但權力的總量並未被稀釋。阿努廷的角色，是將深層體制的利益「民意化」，讓權力的延伸不再顯得突兀。
為泰黨：被吸收的反對派
為泰黨的挫敗，並不戲劇化，也不悲壯。其根本問題，不在於票數，而在於政治角色的消失。
它不再是唯一的反建制代表，不再能壟斷地方政治資源，也不再對核心權力結構提出制度性挑戰。76 席的結果說明了一件事：為泰黨仍然存在，卻已不再不可或缺。
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為泰黨逐漸從「體制的挑戰者」，轉化為「體制的裝潢師」，為建制派主導的內閣增添一層有限的民意正當性。
人民黨：道德勝利的政治困境
相較之下，人民黨的處境更為嚴峻。116 席的成績，在數字上亮眼，卻未能轉化為任何實質的政治影響力。
在泰國政治中，價值上的正確，並不必然等同於制度內的有效性。即便在曼谷等都會區取得壓倒性支持，仍難以擊穿地方派系所構築的政治壁壘；清晰的改革立場，亦難以轉化為組閣談判的籌碼；而拒絕妥協，本身並不足以迫使對手讓步。
從未來前進黨、前進黨到人民黨的演變，顯示出一個結構性困境：改革派可以在道德與世代認同上贏得支持，卻在制度運作中逐步被邊緣化。「人民黨贏得了曼谷，卻輸給了國家的牆與地方的網。」
◾️最致命的不是敗選，而是「雙重封鎖」
這場大選完成的，並非單次政黨勝負，而是對民主陣營的雙重限制。
在選舉制度內，民主派已難再以制度性不公作為主要解釋框架。泰自豪黨即便未依賴過去由參議院主導的總理推選機制，仍取得壓倒性優勢，顯示建制派已能在既有制度中自行複製勝利。
在選舉制度外，修憲公投的通過同樣值得警惕。這並未全面擴張民主空間，而是重新界定了哪些政治力量被視為「可被選擇的競爭者」。這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條件化」。修憲公投的通過，與其說是給民主開了後門，不如說是給體制加了保險：這場公投表面上是民主進程，實質上卻是透過高門檻（如三分之一參議員同意權的變相留存）來「過濾」未來的競爭者，確保未來的任何變革都在可控的軌道上運行。
◾️當穩定成為唯一責任：沒有退路的體制勝算
在拉瑪十世時代，泰國政治已從依賴軍事政變的「硬性威權」，轉向透過選舉可控性與代理人制度維繫的「韌性威權」。2026 年大選，正是此一轉型的具體展現。
泰國深層體制並未否定民主，而是選擇將其吸納、改造並加以利用。透過阿努廷這位「藍血經紀人」，街頭抗爭與政體危機被轉化為一場可預測、可管理的點票過程。
然而，這場近乎完美的勝利，同時隱含著最大的風險。當體制封鎖了所有制度內的改良出口，也就失去了轉移責任與尋找替罪羔羊的空間。當選舉不再是社會不滿的壓力閥，而僅是權力的複印機時，體制所累積的風險，將不再以制度可預期的形式出現。
歷史反覆顯示，最穩固的體制，往往崩塌於它最密不透風的時刻：因為在那之前，所有可被吸收的不滿，都已被吸收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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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