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新加坡面臨前所未有的詐騙壓力。我國駐新加坡代表童振源指出，2024年新加坡詐騙案件突破51,000起，財務損失超過11億新幣，雙雙創下新高。然而，在一系列制度改革與公私協力推動下，2025年出現關鍵轉折：全年案件數下降27.6%至 37,308 起，財務損失亦減少17.9% 至9億1,310萬新幣，首度出現案件與財損「雙降」。
童振源表示，結構性難題依舊存在。高達 81.8% 的案件屬於在高度心理操控下完成的「自願轉帳」。當受害人是在被精密誘導甚至近乎洗腦的情境中主動匯款，傳統以偵查破案為主的事後模式，顯然難以全面奏效。詐騙的核心，早已從技術漏洞轉向對人性的精準操控。
面對詐騙集團組織化、科技化與心理化的運作型態，新加坡自 2020 年起展開系統性法制改革，逐步將打詐重心由「事後追訴」前移至「事前預防與源頭阻斷」，從工具取得、金流監管、平台責任到刑罰威嚇，構築多層次防線。
壓縮工具黑市：降低主觀犯意門檻
詐騙活動高度依賴匿名通訊與人頭帳戶。過去檢警常因難以證明提供帳戶或通訊工具者具「明知」故意，使中介環節成為灰色地帶。為補強漏洞，新加坡修訂《電腦濫用法》與《雜項犯罪法》，將刑責擴及「應合理知情」或未盡查核義務的情形。
在新法架構下，若民眾輕率交出如 Singpass 等數位身分憑證，或非法持有、轉讓未實名登記的 SIM 卡，即使未直接參與詐騙核心行為，也可能構成犯罪。法律不再僅追究「明知參與」，而是要求「合理警覺」。透過提高法律風險，詐騙集團取得工具的成本被明顯拉高。
2025 年警方共阻斷逾 10 萬 5,000 個涉詐手機線路，較前一年增加逾一倍。自 2026 年 2 月起，政府更規定每人最多註冊 10 張後付費電話卡，並提供線上自查工具，從源頭壓縮通訊資源濫用空間。
強化金流監管：堵住洗錢與人頭帳戶漏洞
在資金流向層面，新加坡同步強化監管。修訂後的《支付服務法》將加密貨幣業者與跨境匯款業者納入反洗錢與反資恐規範，要求落實客戶盡職調查與異常交易監測。2025 年 6 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依此對五家大型支付機構裁罰 96 萬新幣，展現監理強度。
同時，《貪腐、販毒與其他嚴重犯罪（沒收利益）法》新增「魯莽」與「過失」洗錢罪，以及協助他人保留犯罪所得罪。只要未盡合理查證義務而提供帳戶或協助轉帳，即難再以「不知情」作為免責理由。法律清楚傳達訊息：在高風險環境下，消極不作為亦可能承擔刑責。
平台責任入法：要求科技企業分擔義務
多數詐騙訊息透過跨國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傳播。新加坡制定《網路犯罪危害法》，賦予主管機關對網路服務業者發出具法律效力指令的權力，可要求平台停止特定通訊、封鎖內容或下架涉詐應用程式；未遵行者將面臨高額罰款。
這標誌著政府不再僅依賴平台自律，而是以法律明確課予義務。Meta 與旋轉拍賣（Carousell）等平台依規強化賣家身分驗證後，2025 年整體電商詐騙案件下降約四成。警方亦依法要求蘋果與谷歌協助攔截冒充政府機構的詐騙簡訊。
當平台成為主要傳播節點，「技術中立」的空間隨之縮小；流量與演算法所帶來的影響力，也意味著更高的治理責任。
強制冷靜期：對「自願轉帳」的制度回應
最具創新性的措施，是 2025 年 7 月生效的《防詐騙保障法》。該法創設「限制令」制度：當警方合理評估某人正面臨詐騙風險卻拒絕勸阻時，可要求銀行暫停其網路轉帳、自動提款與部分信用服務。
截至 2026 年 2 月初，警方已發出 12 份限制令，成功為深陷騙局者爭取止損時間。這項制度等於在緊急情況下，由國家暫時介入個人財產處分權，設下一段「強制冷靜期」。在高度心理操控情境中，理性往往失靈；制度的目的，是用時間換取清醒。
如何在保障財產自主與避免重大損失之間取得比例平衡，將是未來持續檢驗的課題。
重刑威嚇：提高犯罪成本
在事後懲罰層面，2025 年底通過的《刑事法（雜項修正）法案》將特定詐騙犯罪納入鞭刑適用範圍。詐騙集團主謀與核心成員可能面臨 6 至 24 下強制性鞭刑，協力者亦可能被酌情判處。
此舉旨在大幅提高犯罪成本，強化嚇阻效果。然而，對跨境且分散運作的犯罪網絡而言，單一司法管轄區的高刑度是否足以改變其風險—報酬計算，仍有待觀察。
高度整合的前移治理模式
整體而言，新加坡打詐改革呈現明確軌跡：由事後追訴轉向事前預防，由個人責任延伸至平台與金融體系責任，並在必要時以強制力介入。透過降低舉證門檻、強化金流監理、明確平台義務與創設限制令制度，政府為執法機關建立更具主動性的工具箱，並在 2025 年促成案件與財損同步下降。
然而，詐騙犯罪具有跨境化、去中心化與快速迭代的特性。整體數據雖下降，「假冒政府官員」詐騙卻逆勢增加；部分集團亦改以面交黃金或名錶等實體財物規避線上監控。當技術持續演進、手法不斷翻新，法律也必須持續調整。
嚴刑與制度創新能夠提高成本、延緩損害，但真正長遠的解方，仍在於跨國合作深化、金融科技精進與全民數位素養提升。在這場攻防戰中，法律是骨架，科技是工具，而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打詐，始終是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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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詐騙集團組織化、科技化與心理化的運作型態，新加坡自 2020 年起展開系統性法制改革，逐步將打詐重心由「事後追訴」前移至「事前預防與源頭阻斷」，從工具取得、金流監管、平台責任到刑罰威嚇，構築多層次防線。
壓縮工具黑市：降低主觀犯意門檻
詐騙活動高度依賴匿名通訊與人頭帳戶。過去檢警常因難以證明提供帳戶或通訊工具者具「明知」故意，使中介環節成為灰色地帶。為補強漏洞，新加坡修訂《電腦濫用法》與《雜項犯罪法》，將刑責擴及「應合理知情」或未盡查核義務的情形。
在新法架構下，若民眾輕率交出如 Singpass 等數位身分憑證，或非法持有、轉讓未實名登記的 SIM 卡，即使未直接參與詐騙核心行為，也可能構成犯罪。法律不再僅追究「明知參與」，而是要求「合理警覺」。透過提高法律風險，詐騙集團取得工具的成本被明顯拉高。
2025 年警方共阻斷逾 10 萬 5,000 個涉詐手機線路，較前一年增加逾一倍。自 2026 年 2 月起，政府更規定每人最多註冊 10 張後付費電話卡，並提供線上自查工具，從源頭壓縮通訊資源濫用空間。
強化金流監管：堵住洗錢與人頭帳戶漏洞
在資金流向層面，新加坡同步強化監管。修訂後的《支付服務法》將加密貨幣業者與跨境匯款業者納入反洗錢與反資恐規範，要求落實客戶盡職調查與異常交易監測。2025 年 6 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依此對五家大型支付機構裁罰 96 萬新幣，展現監理強度。
同時，《貪腐、販毒與其他嚴重犯罪（沒收利益）法》新增「魯莽」與「過失」洗錢罪，以及協助他人保留犯罪所得罪。只要未盡合理查證義務而提供帳戶或協助轉帳，即難再以「不知情」作為免責理由。法律清楚傳達訊息：在高風險環境下，消極不作為亦可能承擔刑責。
平台責任入法：要求科技企業分擔義務
多數詐騙訊息透過跨國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傳播。新加坡制定《網路犯罪危害法》，賦予主管機關對網路服務業者發出具法律效力指令的權力，可要求平台停止特定通訊、封鎖內容或下架涉詐應用程式；未遵行者將面臨高額罰款。
這標誌著政府不再僅依賴平台自律，而是以法律明確課予義務。Meta 與旋轉拍賣（Carousell）等平台依規強化賣家身分驗證後，2025 年整體電商詐騙案件下降約四成。警方亦依法要求蘋果與谷歌協助攔截冒充政府機構的詐騙簡訊。
當平台成為主要傳播節點，「技術中立」的空間隨之縮小；流量與演算法所帶來的影響力，也意味著更高的治理責任。
強制冷靜期：對「自願轉帳」的制度回應
最具創新性的措施，是 2025 年 7 月生效的《防詐騙保障法》。該法創設「限制令」制度：當警方合理評估某人正面臨詐騙風險卻拒絕勸阻時，可要求銀行暫停其網路轉帳、自動提款與部分信用服務。
截至 2026 年 2 月初，警方已發出 12 份限制令，成功為深陷騙局者爭取止損時間。這項制度等於在緊急情況下，由國家暫時介入個人財產處分權，設下一段「強制冷靜期」。在高度心理操控情境中，理性往往失靈；制度的目的，是用時間換取清醒。
如何在保障財產自主與避免重大損失之間取得比例平衡，將是未來持續檢驗的課題。
重刑威嚇：提高犯罪成本
在事後懲罰層面，2025 年底通過的《刑事法（雜項修正）法案》將特定詐騙犯罪納入鞭刑適用範圍。詐騙集團主謀與核心成員可能面臨 6 至 24 下強制性鞭刑，協力者亦可能被酌情判處。
此舉旨在大幅提高犯罪成本，強化嚇阻效果。然而，對跨境且分散運作的犯罪網絡而言，單一司法管轄區的高刑度是否足以改變其風險—報酬計算，仍有待觀察。
高度整合的前移治理模式
整體而言，新加坡打詐改革呈現明確軌跡：由事後追訴轉向事前預防，由個人責任延伸至平台與金融體系責任，並在必要時以強制力介入。透過降低舉證門檻、強化金流監理、明確平台義務與創設限制令制度，政府為執法機關建立更具主動性的工具箱，並在 2025 年促成案件與財損同步下降。
然而，詐騙犯罪具有跨境化、去中心化與快速迭代的特性。整體數據雖下降，「假冒政府官員」詐騙卻逆勢增加；部分集團亦改以面交黃金或名錶等實體財物規避線上監控。當技術持續演進、手法不斷翻新，法律也必須持續調整。
嚴刑與制度創新能夠提高成本、延緩損害，但真正長遠的解方，仍在於跨國合作深化、金融科技精進與全民數位素養提升。在這場攻防戰中，法律是骨架，科技是工具，而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打詐，始終是最後一道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