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戰爭看來還得打一陣子。雖然川爺聲稱已快結束，但那只是在未來一週之內，有可能將伊朗防空系統與導彈系統清零，將伊朗對外武力投射能力封禁，開通荷莫茲海峽。無人機實在太多太小，技術門檻又低，一時間清不完；四百多公斤濃縮鈾不知藏在那兒，一時半刻還找不出來，沒找出來或確定毀滅，使其埋在山裡成為兩千年後考古材料，這場戰爭的目標就難算完成。而且，自有飛機以來，從沒有一個國家是靠空襲就完成了政權更迭，這次也不會。派陸軍？以色列大軍打進加沙，哈馬斯領導層被斬首十幾波，仍無法完全撤軍解編，讓恐怖份子消聲匿跡。
真正的問題不在軍事，而在政治。現代國關太過依賴學術理論或意識型態敘事，忽略了文化傳統與民族性。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集體安全、普世價值、權力平衡…，吵嘴的多，能解決問題的少。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有一定的道理，起碼把歷史傳統納入了思考變項，但政策操作者沒那麼多閒工夫去理解民族文化與歷史故事，新聞輿論更喜歡簡化再簡化，最好凝結成一句話，操作上更傾向一招半式闖江湖，機會主義或成本主義主導著整個政策選擇與實際運行，而非複雜的處理個別族群需求與支持。這就使得誤解叢生，標籤化嚴重，結果仗是打贏了，卻沒能讓輸家服氣。臣服臣服，躬身為臣是表面，內心服氣才是統治肌理，但現代國際關係中，似乎都少了那麼點味道。
舉個例來說，一月伊朗全國爆發大規模抗議，喊著巴勒維名號，叫哈沒內衣去死，連清真寺都燒了，並不是純粹呼喚巴勒維王朝回歸，而是在懷念那個時代的改革開放，與藏在靈魂深處的波斯民族自豪感。許多街上民眾圍著火堆跳舞，更像是古老拜火教的儀式，而非伊斯蘭教的敬拜真主。對古老的波斯人而言，伊斯蘭教更像是泰山壓頂的外來政權，而非自生的宗教信仰。公元七世紀征服波斯後，哈里發各王朝，多半採用寬鬆的宗教同化，以異教徒要繳稅這種手段，威逼利誘波斯人改信伊斯蘭教。蒙古人掃光阿拉伯統治者，還是採取寬鬆的宗教政策，允許信仰自由。直到1501年薩法維王朝上台，將伊斯蘭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定為國教，強力清洗拜火教殘餘勢力，強迫改信，不改就斬首，兩百多年統治，才讓什葉派在波斯地區紮下了根。
巴勒維王朝時代，1963年發動「白色革命」，有意的削弱伊斯蘭教勢力，召喚居魯士大帝等波斯民族榮光，搭配現代化與西方化，得到一定成果，卻引發伊斯蘭教士不滿，加上貧富差距與秘密警察威權統治，終在1979年被霍梅尼政變成功，流亡海外。從此，伊斯蘭教士集團統治伊朗47年，直到現在。
所以，不要把現在伊朗，等同於古老的波斯民族。民族文化傳承的韌性，遠高於歷朝歷代統治者的想像，那是砍人頭砍不光的基因，與代代口傳耳聞的故事。波斯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根本的商業特性與開放基因。波斯自古號稱「世界的十字路口」，東邊印度的香料與棉布，通過波斯向西走進兩河流域、小亞細亞、腓尼基城邦，再發散至埃及、希臘、羅馬、與歐陸，換取銅錠、鐵器、與各種工藝製品。北方游牧民族每年定時趕著牛馬羊等牲畜南下，與波斯人交易各種織品與工具，南方阿拉伯人則來交易馬、鹽、咖啡、與礦產。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不是走印度，就是走新疆與中亞，透過粟特人及商旅，進入波斯和美索布達米亞，再走進黎凡特地區。在居魯士大帝及亞歷山大大帝統一波斯之前，這些商路便已存在，其後羅馬帝國及拜占廷帝國，以至蒙古伊兒汗國、帖木兒、和鄂圖曼土耳其，不論怎麼征戰，不論統治者如何輪換，這些商路始終存在。這些商路不只乘著駱駝騾馬走陸路，走居魯士就開通，貫通東西的帝國大道，還沿著印度以至埃及、非洲的印度洋沿岸，用阿拉伯人的三角帆船接力進行短、中程的海上貿易。當1500年前後，達伽馬率葡萄牙海軍，橫越印度洋到達卡利卡特時，優先避開的就是波斯灣與阿拉伯半島周邊海域，因為這是阿拉伯海軍與海上商隊的天下。
地理的特性，塑造了波斯民族的民族性。所謂「絲綢之路」，從來不是大中華那個王朝的偉大帝王，開通了一條從東方直通西方世界的大道或高鐵，或馬可孛羅等西方人發動的直達雙方商業路線。而是由中亞的粟特人(昭武九姓、維吾爾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用許許多多的中、短程貿易，以及各地的市集，組建起來的商業網絡。直到威尼斯霸權時代，威尼斯的商船頂多北到黑海沿岸，南航埃及，東至黎凡特，其他的陸上交易仍需波斯人、粟特人、阿拉伯人來完成。這些交易民族的特性是：平日好客，與人為善，計金錢但講信用，非常依賴親族、家人、及鄰里關係，但保護起自身利益來毫不手軟，相當能戰。
所以，居魯士與亞歷山大的征服，從來不是純靠武力與殺戮，而是恩威並施。居魯士征服了呂底亞王國，但在聽了呂底亞國王克瑞斯索斯一頓哭訴他與希臘七賢之一的索倫智慧對話後，深受感動，將他納為政治顧問。居魯士打下巴比倫後，將拘禁的猶太人送回迦南地，並出錢協助重建第二聖殿，所以聖經中將居魯士列為唯一的外邦人「受膏者」，這才叫作「服人」。亞歷山大重用波斯降將，派往各省擔任總督，同步推動波斯地區的希臘化，以及他麾下馬其頓將士的波斯化，還鼓勵將士們取波斯女子為妻。蒙古人更簡單粗暴，只要你投降不叛，乖乖交稅，他就重用你，反之則徹底屠城，連貓狗都不放過。蒙古帝國將人種四級分類中，色目人就多是波斯人或粟特人，多用於掌管工匠與財務稅收。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原就重商，直到薩法維王朝開啟什葉派清洗壓制，才造就一個政教合一的恐怖統治模式，但從此也再無向外擴張之力。
結論是，現今的伊斯蘭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政權，與廣大的伊朗民眾，或說是原生的波斯民族，其間是有相當隔闔的。那是一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不是源生自民族本性的生物成長與依存關係，這應該是可以善加利用的政治操作空間，而非以純粹武力與毀滅將其打成鐵板一塊。伊朗與日本不同，面對「無條件投降」要求時，日本民族可以喊「一億玉碎」，但伊朗神權政府喊不出來，沒有子彈鎮壓，波斯民族很可能會推翻這個狂熱輸出革命，卻斷絕商品交易的政府，因為他們的先天生存條件就是鼓勵在做交易，他們的社會運轉核心就是商業上的大巴札，但革命衛隊與教士集團卻反其道而行，是一種掠奪者，而不是改善生活、促進繁榮的促動者。
所以，當以色列空軍大肆轟炸德黑蘭油庫時，美軍是很有意見的。以伊互相仇視千年，既有宗教、民族的遠因，也有恐怖攻擊的近因，但美國沒有。美國並不想毀滅伊朗這整個國家，只想消滅其對外武力投射能力，尤其是丟原子彈的能力，至多推翻神權政府，其目標終究還是有限的。只不過，美國人沒有那個閒工夫，細緻的區分波斯民族與伊斯蘭神權政府，川爺習慣大手大腳，一頓狂轟爛炸，瘋狂輸出，迫使對手跪地投降，但這對習於在劣勢下尋隙反擊的恐怖組織是沒用的，為什麼他們會採取恐怖主義？就因為他們本來就什麼都沒有，就跟空降部隊本來就是要被包圍的一樣。美國的政治訴求，應該轉向肯定波斯民族的成就與榮光，訴求重現世界十字路口的商業昌盛，訴求居魯士大帝那種包容與恩慈，因為要推翻一個政權，首先要爭取民心，而不是訴求你們應該臣服於贏家。贏家永遠只能贏得比賽，但仁德善行才能贏得人心。
順便再強調一次，所謂「絲路」，從來不是那個王朝與偉大帝王的傑作，而是無數商業族群，一段一段接起來的交易網絡，所以「一帶一路」，根本上就是個腦洞大開的妄想夢境，天下沒有只能我賺，其他人只能要飯的好事。故事實在太多，有興趣的，請移駕去讀那本跟磚頭一樣的「絲綢之路」， Peter Frankopan寫的，聯經出的，那會讓人對過往被課本與小粉紅洗腦的偉大歷史敘事，有個完全不一樣的重新認識。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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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來說，一月伊朗全國爆發大規模抗議，喊著巴勒維名號，叫哈沒內衣去死，連清真寺都燒了，並不是純粹呼喚巴勒維王朝回歸，而是在懷念那個時代的改革開放，與藏在靈魂深處的波斯民族自豪感。許多街上民眾圍著火堆跳舞，更像是古老拜火教的儀式，而非伊斯蘭教的敬拜真主。對古老的波斯人而言，伊斯蘭教更像是泰山壓頂的外來政權，而非自生的宗教信仰。公元七世紀征服波斯後，哈里發各王朝，多半採用寬鬆的宗教同化，以異教徒要繳稅這種手段，威逼利誘波斯人改信伊斯蘭教。蒙古人掃光阿拉伯統治者，還是採取寬鬆的宗教政策，允許信仰自由。直到1501年薩法維王朝上台，將伊斯蘭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定為國教，強力清洗拜火教殘餘勢力，強迫改信，不改就斬首，兩百多年統治，才讓什葉派在波斯地區紮下了根。
巴勒維王朝時代，1963年發動「白色革命」，有意的削弱伊斯蘭教勢力，召喚居魯士大帝等波斯民族榮光，搭配現代化與西方化，得到一定成果，卻引發伊斯蘭教士不滿，加上貧富差距與秘密警察威權統治，終在1979年被霍梅尼政變成功，流亡海外。從此，伊斯蘭教士集團統治伊朗47年，直到現在。
所以，不要把現在伊朗，等同於古老的波斯民族。民族文化傳承的韌性，遠高於歷朝歷代統治者的想像，那是砍人頭砍不光的基因，與代代口傳耳聞的故事。波斯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根本的商業特性與開放基因。波斯自古號稱「世界的十字路口」，東邊印度的香料與棉布，通過波斯向西走進兩河流域、小亞細亞、腓尼基城邦，再發散至埃及、希臘、羅馬、與歐陸，換取銅錠、鐵器、與各種工藝製品。北方游牧民族每年定時趕著牛馬羊等牲畜南下，與波斯人交易各種織品與工具，南方阿拉伯人則來交易馬、鹽、咖啡、與礦產。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不是走印度，就是走新疆與中亞，透過粟特人及商旅，進入波斯和美索布達米亞，再走進黎凡特地區。在居魯士大帝及亞歷山大大帝統一波斯之前，這些商路便已存在，其後羅馬帝國及拜占廷帝國，以至蒙古伊兒汗國、帖木兒、和鄂圖曼土耳其，不論怎麼征戰，不論統治者如何輪換，這些商路始終存在。這些商路不只乘著駱駝騾馬走陸路，走居魯士就開通，貫通東西的帝國大道，還沿著印度以至埃及、非洲的印度洋沿岸，用阿拉伯人的三角帆船接力進行短、中程的海上貿易。當1500年前後，達伽馬率葡萄牙海軍，橫越印度洋到達卡利卡特時，優先避開的就是波斯灣與阿拉伯半島周邊海域，因為這是阿拉伯海軍與海上商隊的天下。
地理的特性，塑造了波斯民族的民族性。所謂「絲綢之路」，從來不是大中華那個王朝的偉大帝王，開通了一條從東方直通西方世界的大道或高鐵，或馬可孛羅等西方人發動的直達雙方商業路線。而是由中亞的粟特人(昭武九姓、維吾爾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用許許多多的中、短程貿易，以及各地的市集，組建起來的商業網絡。直到威尼斯霸權時代，威尼斯的商船頂多北到黑海沿岸，南航埃及，東至黎凡特，其他的陸上交易仍需波斯人、粟特人、阿拉伯人來完成。這些交易民族的特性是：平日好客，與人為善，計金錢但講信用，非常依賴親族、家人、及鄰里關係，但保護起自身利益來毫不手軟，相當能戰。
所以，居魯士與亞歷山大的征服，從來不是純靠武力與殺戮，而是恩威並施。居魯士征服了呂底亞王國，但在聽了呂底亞國王克瑞斯索斯一頓哭訴他與希臘七賢之一的索倫智慧對話後，深受感動，將他納為政治顧問。居魯士打下巴比倫後，將拘禁的猶太人送回迦南地，並出錢協助重建第二聖殿，所以聖經中將居魯士列為唯一的外邦人「受膏者」，這才叫作「服人」。亞歷山大重用波斯降將，派往各省擔任總督，同步推動波斯地區的希臘化，以及他麾下馬其頓將士的波斯化，還鼓勵將士們取波斯女子為妻。蒙古人更簡單粗暴，只要你投降不叛，乖乖交稅，他就重用你，反之則徹底屠城，連貓狗都不放過。蒙古帝國將人種四級分類中，色目人就多是波斯人或粟特人，多用於掌管工匠與財務稅收。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原就重商，直到薩法維王朝開啟什葉派清洗壓制，才造就一個政教合一的恐怖統治模式，但從此也再無向外擴張之力。
結論是，現今的伊斯蘭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政權，與廣大的伊朗民眾，或說是原生的波斯民族，其間是有相當隔闔的。那是一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不是源生自民族本性的生物成長與依存關係，這應該是可以善加利用的政治操作空間，而非以純粹武力與毀滅將其打成鐵板一塊。伊朗與日本不同，面對「無條件投降」要求時，日本民族可以喊「一億玉碎」，但伊朗神權政府喊不出來，沒有子彈鎮壓，波斯民族很可能會推翻這個狂熱輸出革命，卻斷絕商品交易的政府，因為他們的先天生存條件就是鼓勵在做交易，他們的社會運轉核心就是商業上的大巴札，但革命衛隊與教士集團卻反其道而行，是一種掠奪者，而不是改善生活、促進繁榮的促動者。
所以，當以色列空軍大肆轟炸德黑蘭油庫時，美軍是很有意見的。以伊互相仇視千年，既有宗教、民族的遠因，也有恐怖攻擊的近因，但美國沒有。美國並不想毀滅伊朗這整個國家，只想消滅其對外武力投射能力，尤其是丟原子彈的能力，至多推翻神權政府，其目標終究還是有限的。只不過，美國人沒有那個閒工夫，細緻的區分波斯民族與伊斯蘭神權政府，川爺習慣大手大腳，一頓狂轟爛炸，瘋狂輸出，迫使對手跪地投降，但這對習於在劣勢下尋隙反擊的恐怖組織是沒用的，為什麼他們會採取恐怖主義？就因為他們本來就什麼都沒有，就跟空降部隊本來就是要被包圍的一樣。美國的政治訴求，應該轉向肯定波斯民族的成就與榮光，訴求重現世界十字路口的商業昌盛，訴求居魯士大帝那種包容與恩慈，因為要推翻一個政權，首先要爭取民心，而不是訴求你們應該臣服於贏家。贏家永遠只能贏得比賽，但仁德善行才能贏得人心。
順便再強調一次，所謂「絲路」，從來不是那個王朝與偉大帝王的傑作，而是無數商業族群，一段一段接起來的交易網絡，所以「一帶一路」，根本上就是個腦洞大開的妄想夢境，天下沒有只能我賺，其他人只能要飯的好事。故事實在太多，有興趣的，請移駕去讀那本跟磚頭一樣的「絲綢之路」， Peter Frankopan寫的，聯經出的，那會讓人對過往被課本與小粉紅洗腦的偉大歷史敘事，有個完全不一樣的重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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